蒙文在线翻译(西夏国是怎么被发现的)

蒙文在线翻译，西夏国是怎么被发现的？

清朝时期有吴广成著作《西夏书事》，他有感辽、金、西夏与宋并存多年，但唯独西夏以蕃书记事，国亡后文事失传，而《宋史》、《辽史》、《金史》三书的附传又不详尽，故他编写《西夏书事》来补充史料不足。

蒙文在线翻译(西夏国是怎么被发现的)

书内记载自拓跋思恭于中和元年（881年）起兵讨伐黄巢，经淳化二年（991年）李继迁被封为西平王立国、李元昊于大庆三年（1038年）称帝，止于绍定四年（1231年）西夏故臣王立之藏匿申州。

而在19世纪末，俄罗斯旅行家波塔宁从中国旅行回去后，在他的一本传记里记载了一个叫黑城的地方。在他的笔下，黑城是财富的代名词，那里藏有许多的珍宝和见证一个神秘王国的文书与经卷。波塔宁的描述给西方带来了新奇、探询、征服、获取等各种心理。

沙俄皇家地理学会最早开始准备向黑城进军的工作，他们组织了一个“文化远征军”，委托一个叫科兹洛夫的军官带领有关人员去发掘那个“神秘王国的见证之物”。1908年3月19日，科兹洛夫带着他的探险队从甘肃张掖出发，踩着厚厚的白雪连续行走了三天，此时，一座在沙漠里显得高大突兀的古塔跃入了他们的视线，那是一座典型的中国西夏时期的古塔，科兹洛夫和随从终于到了梦幻般的黑城，他在日记里如此记录看见古塔时的激动:“我永远不会忘记那一刻欣喜若狂的心情。”

第一次步入黑城，他没动那座古塔，而是在黑城遗址内的街区、寺庙遗址上，很轻易就挖出了10多箱包括绢质佛画、钱币、妇女用品等文物。经过13天的挖掘，他们发现了这个古城既不是中国中原王朝的建筑，也和沿途他们进入中亚地区的那些古城有着很大的差异。

介乎这两者之间的神秘及那些稀奇古怪得连当地向导也无法辨认的文字，使他们欣喜若狂。当他们透过历史和大雪的两重隔距发现了这个沙漠深处的历史秘境后，在一种巨大的狂喜中对古塔发出了“真是一座伟大的塔”的赞収。由于不认识那些经卷上的文字，不懂那些精美的绘画作品，科兹洛夫以为这是一个中原王朝和北方游牧民族之间地带上一个小的城邦而已，加上带的经费与给养已经不够，天气的寒冷使那些雇佣来的中国民工陆续逃离。

3月31日，科兹洛夫带着随从忙离开了这里，他们把在古城的各处翻找出的认为有价值的遗物、如书册、信函、钱币、装饰品、家具、佛像画像等，打包后寄回了国。燃后，他开始准备取道青海去四川，继续寻找波塔宁笔下的“黑城”他并不知道自已待了13天并进行挖掘的地方就是那个古老的黑城。

两个月后，俄国皇家地理学会收到了科兹洛夫从酒泉寄出的批文物，打开时，在场的人都被那些精美的装饰品和佛像画像、帛画、工艺品吸引了。经过认真分析，他们认为，这是一个能充分体现中国中原文化和西域文化汇融水平的王朝，从年代看，要比成吉思汗的蒙古王朝早。

但具体是什么年代和什么朝代，谁也说不清楚。皇家地理学会非常重视，立即发出电报，要科兹洛夫一行返回发现这些文物的地方，继续挖掘。科兹洛夫正行进在青藏高原的东缘，沿着青海准备进入四川。接到让他返回的信息时，已经是6月了，科兹洛夫仅用了9天时间就重返黑城，开始对黑城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挖掘。

这次，天气热了，雇佣的民工也多了，自己带的给养也充分了他开始把眼光瞄向城外这座“伟大的塔”，当尘封的古塔被打开后，科兹洛夫面对的“是一座无法用金银财宝去衡量的历史博物馆”，他们把挖掘的范围扩大到古城四周，几乎是见塔就挖。黑城周围70％～80％的塔被彻底毁了。

这次，他们又发现了各类文书40驮，24000多册，佛画500多幅。这些文物开始了一次漫长的旅行，直至1909年秋，才运抵俄国圣彼得堡地理学会所在地，共编了8000多个号，佛塔内丰富的文物，为之后揭开西夏历史之迷提供了翔实的文献史料。

1929年，科兹洛夫第三次来到黑城。上次，在挖掘过程中，他听说这一带流传的西夏著名的军事将领黑将军率军抵抗蒙古军队的故事黑将军在蒙古军队来临前，将共计80车财宝和自己的女眷埋进一个巨大的坑内，自己则和军土们拼命抵抗，后来，在城西北侧破墙打洞率军突。在城外的一片树林里，与追杀来的敌军遭遇，经过殊死拼杀，最终全军覆没。

几百年间，黑将军藏宝的故事被一代代流传下来。科兹洛夫对这个传说有着很大的兴趣。他第三次进入黑城的最大目标就是黑将军的宝藏。他雇用当地牧民挖掘了两个月，挖到一定深度后便解雇了收民，由他带的队员挖掘。科兹洛夫在一座藏式佛塔里发现了刻本、抄本书籍2000种以上，并发现300张佛画和大量木制的、青铜镀金的小佛像。另外，他还在一座公主墓中发现了画在丝绸、麻布和纸上的佛教绘画25幅。

科兹洛夫再次把这些文物搬运到了俄国。来自黑城的文物，被俄国学者很快认知，但他们不认识那些布满佛经、文书、契约上的古怪文字一西夏文，便把太多的关注放在佛经与公函上。后来，俄国著名汉学家伊风阁教授，在成堆杂乱的文献中发现了那本西夏文、汉文双解词典《番汉合时掌中珠》。有了这本西夏文词典，在黑城挖掘出的众多文物上的神秘文字逐渐被俄国学者认知，他们从中知道了这些文物来自一个古老的王朝—西夏王朝。

俄国的学者们至此オ明白，科兹洛夫带来的是一个有着190多年历史且突然消失了的王朝的文物，海外西夏研究从此真正地开始了。这个时候的中国，正处在国运衰败的时候，没有人关心祖国大地上的这些珍贵文物的去向，当地政府和民众也没有出面阻拦这些打着探险旗号的盗窃行为。

科兹洛夫就这样站在西夏王朝的黑城文物上出名了，不久，他在沙皇居住的夏宫，向尼古拉二世展示了他的伟大发现，而后又在圣彼得堡东方研究所首次向世人展出了他们“辉煌的战果”。科兹洛夫没有想这次发现几乎缔造了近代西夏学研究的基础科兹洛夫的所获引起了国际的注视，其他一些国家的“探险家”也纷纷前往黑城。1911年，英人斯坦因率第三次中亚深险队前往黑城，掘走了西夏文、汉文、藏文、回鹘文、突厥文文献，其中西夏文文献较多，还有不少水墨图画。

斯坦因后来出版的《中国沙漠中的废墟》一书，成了鼓动西方探险家前往中国西北地区探险的兴奋剂。他在英国举办的展览也吸引了越来越多的西方人，哈佛大学福格艺术博物馆的兰登・华尔纳就是这些西方人中的一位，很快，华尔纳就踏上了前往中国的征程。

1923年冬，在北洋当局签发的通行令保护下，华尔纳坐的木轮马车上插着具有保护伞和炫耀性质的星条旗，行进在河西走廊坎坷不平的泥泞土道上，再次留下了其作为文化探险者和掠夺者的行踪。华尔纳的挖掘结果是懊恼和沮丧的，整整十天中，在他挖掘的每一处，几乎都能看到曾经被人挖掘过的痕迹，凡是有价值的东西，不论是壁画、木雕还是塑像、手稿等，都已不复存在，留下的只是一些零星的残片和盗坑的遗迹。

他在失望中痛骂科兹洛夫和斯坦因是“两头野猪”，把这里啃得一干二净。即使这样，华尔纳还是挖到了几件壁画残片和3只陶罐、几十枚钱币等小东西。在雪花飞舞、滴水成冰的严寒袭击下，在野狼的嗥叫声中，华尔纳撤离了黑城。

继华尔纳之后，日本人也介入了对黑城的文物掠夺，他们在悄然中掠走了西夏重要文献《蕃汉合时掌中珠》和西夏文字典《音同》。当中国学者出现在黑城，已经是1926年9月中旬。由瑞典探险家斯文・赫定和中国北京大学徐炳昶教授共同担任团长的“西北科学考察团”路经黑城考察时，在这里进行了测量、绘画、拍照、制图等工作。热衷于追录前人未发现的空白点的斯文赫定，在黑城仅停留两个半小时便继续向西北行进。

这次中外合作考察反映了中国学术界的觉醒。协议规定考察团的一切发现不准带出国门。外国人对中国文化珍宝的巧取豪夺终于第一次在中国被成功地制止了。

中国考古界对黑城的真正科学考察时间，比科兹洛夫的挖掘整整晚了67年。直到1976年，中国才对黑城这个西夏的军事和文化重镇开始真正意义上的挖掘。甘肃省博物馆考古队在黑城附近的老高苏木古庙，发现了西夏文重要字典《音同》的一些残片。黑城的发现成为20世纪中国继甲骨文、汉简、敦煌文书之后又ー次重大文献发现，挤身20世纪中国四大文献发现行列。

二十四史中哪个写的好？

估计能看完二十四史的人并不多，就是看完了，没有一点文学素养，评价哪个写的好哪个写的差确实不容易。

一般认为前四史的质量是最高的，即《史记》《汉书》《后汉书》和《三国志》，但是这里所指的质量最高，应该是指的是内容上最为客观，并不是编撰水平最高。因为其中《三国志》我是看过的，三国志明显在事件记载上非常简略，比如关羽传只有一千二百字，明显太过于简略，另外还有很多当时的名人，都没有立传，因此《三国志》还有一个裴注《三国志》，比较详细。如果

光论编撰水平的话，《明史》是水平最高的，材料翔实、叙事稳妥，没有重复。

但是公认的写的最差的，就是《元史》，朱元璋刚建国第一年，就开始要求编撰《元史》了，由于元廷很多史料，被元顺帝带走了，因此元史在编撰过程中，可供参考的史料很少，并且收缴的很多史料由于是蒙文记载，当时的明廷无法翻译，因此只用了不到一年就编撰完成，草草了事了，在很多内容上时间线混乱，事件记载错误，引用重复过多，并且后期没有核准，没有考订。

蒙元在用其官方文字八思巴文写的诏书中？

元朝是一个充满争议性的朝代。

忽必烈干掉他的弟弟阿里不哥后，将国都从哈剌和林移动到开平城和燕京（不久升级为大都）。到了1271年，忽必烈采纳谋臣刘秉忠的建议，采用《易经》乾卦：“大哉乾元”“的卦辞，另建国号为”大元“。

至此，大蒙古国的国号停止使用。

忽必烈颁布《建国号诏》公布天下，

其中是这样说的：“诞膺景命 ,奄四海以宅尊 ;必有美名 ,绍百王而纪统。肇从隆古 ,匪独我家。”

意思是：我上承天命，拥有四海之地而居尊位，必须取一个美名，显示继承历朝帝王的正统，这是（中原）自古以来的规矩。

后来元文宗时，官方修《经世大典》在《序录》中称：“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而为‘大元’也，以为昔之有国者或以所起之地、或因所受封为不足法也，故谓之‘元’焉。‘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职，而谓之‘元’者，大之至也。”

首先我们来看看《建国号诏》，这是一份发往蒙古控制区域内的诏书。从现存的元朝诏书、制诰、官方公文以及修书情况来看，除了修书以汉文为主外，其余的官方行文皆以巴斯巴文作为正本，再附一各地区的文字。

我们如今在网上能够搜到这份《建国号诏》是汉文版的，八思巴文的即便找到了，笔者我也看不懂。

这也就是表面了，蒙古在改国号为元这一大事上，是与汉文化联系起来的。如果说，蒙元不认可自己承接前代而治理中国，那它完全没有必要改汉化版的”国号“。

大英帝国征服印度，也没见改个印度版的“国号”啊。

而且，忽必烈开始以汉法传统的年号来纪年，他是蒙古大汗中第一个这么做的。他的第一个年号为中统，取义为“中华开统”的意思。

这个年号就很能说明问题，以中华开统这么高大上的姿态来建元，比之“洪武”还要嚣张，中华自此在我的手中统一了，这应该算是承认自己是中国了吧。

但是，承认的并不是我们如今“中国”的概念，忽必烈汉化的目的是为了有效统治中国，改国号，年号、以及重新构架统治中枢，这些行为是为了加强中央集权。

汉文化中大一统和中央集权的概念，是忽必烈所渴求的。

在他之前历代蒙古大汗，即便你是上一代制定的继承人，也要聚集蒙古王公们召开忽里勒台大会来推举大汗。这种”民风淳朴“的民主选举对皇权来说，具有太大的限制性作用了。

皇帝怎么可以是选出来的呢？

忽必烈改国号建元，必定也存着这样的意思，要与之前的政治传统做个割裂，但他这个割裂也使得蒙古帝国分崩离析，各汗国再也不听他这个蒙古本部大汗的召唤了。

另外，你要说蒙元是一个继承了传统中原王朝的王朝，这也很勉强。

元朝保留了大部分蒙古传统，官方文字依然是自己的八思巴文作为主体文字，面对不同统治区域会加上一道翻译文本。

臣子写给朝廷的奏折，一律是要翻译成八思巴文之后，皇帝才能看得懂，这也说明，蒙元皇帝以及蒙古王公们是不学汉字的。

既然都不学汉语汉字，说明他们也不认为自己是中国统治者，而这样统治者的国度，怎么又能称之为中国？

整个元朝统治中国时期，蒙古统治者们将翻译工作牢牢把控，汉语始终没能成为蒙古上层社会的学习语言。

蒙古人是傲慢的，他们搞汉化改革的目的是集中权力，但效果也并不好，忽必烈死后，大元依然还是那个一旦权力过渡就政变的政权，治理水平缺点明显大于有点。

同时他们又极端保护自己的传统文化，鄙视中原文化，大元有中国之地，但大元并非这片土地上诞生的王朝。他们以征服者的姿态高高在上，对被征服者不屑一顾。

综上，元朝确实有继承汉人立国号的传统，但这种传统并不能将其片面理解为元朝在心里和政治上完全认同自己是中国。

这就好像日本、朝鲜、越南，他们不都曾像中原王朝一样，立国号、年号，使用汉字,但他们也从未认为自己是中国啊。

元朝时期中国的国名是什么？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在过去一般印象中，元世祖忽必烈汗( 1260-1294) 于至元八年(1271)采用“大元”一名之前，蒙古迄无国号。实际的情形，并非如此。自成吉思汗( 1206―1227) 时代开始，即有“大蒙古国”这一国号。

但是，蒙古政权在汉地曾使用“大朝”为国号一事，知道的人寥寥无几。

一、大朝一词使用情况

“大朝”一辞，在当时史料中，出现极为频繁。现依史料的性质，分为四类，以求证明确为蒙古政权在汉地的国号。

1、钱币

大蒙古国在汉地所铸钱币，今仍存世的仅有两种，皆以“大朝”命名。此二种钱币为“大朝金合”与“大朝通宝”。“金合”质白铜，文字有正书与篆书二种，而“通宝”则有金质与银质之别。

古泉学者清朝翁树培(1765一1811)、李佐贤(道光十五年进士)、民国罗伯昭、宣哲(古愚)、陈进宜及日本奥平昌洪等，皆认为系蒙古未改大元以前所铸。

罗伯昭并认为大朝钱两种皆为辅币，乃系铸以权钞者。而奥平昌洪则认为大朝通宝是为布施寺院而铸造，俗称“供养钱”或“庙宇钱”，与一般通货有别。但无论是辅助货币抑为供养钱，都系以大朝为号，可见大朝是一种正式名号，而且其为通行。

2、公文

公文用语，代表官方立场。“大朝”是否为一正式国号，于公文中加以探索最为直接。宋人赵珙《蒙鞑备录》“国号年号”一节说：

去年春，珙每见所行文字，犹日“大朝”。

赵珙于宋宁宗嘉定十四年(1221)出使蒙古，行抵燕京。翌年归后，撰成《备录》。由其所记可见当时蒙古于汉地所行公文中多用“大朝”。不过，当时公文现仍存世者不多，用到大朝一辞的更少。

窝阔台汗( 1229一1241)十二年(1240)“谕高丽诏”说：

若将民户数目隐匿，依大朝条例治罪。此处“大朝条例”显系指蒙古法令——“札撒” 而言。

《高丽史·高宗世家》中亦有一例，即高宗十八年(1231)所受蒙古来牒，质问使臣被杀事。其中“大朝”二字用法较为特殊。牒文说：

蒙古大朝国皇帝圣旨，专命撒里打·火里赤军，前去高丽国，问当时如何杀了著古与使臣?

此一牒文原由蒙文直译为汉文。其中“蒙古大朝国”一辞，应该汉文直译为“大蒙古国”，而在汉地的惯译则为“大朝”。此牒译文显系合二为一，而成“蒙古大朝国”。汉文碑乘中也有“大朝蒙古国”的用法，可见“大朝”与“大蒙古国”常相混用。

3、碑传

现存石刻集、石刻目录以及元人文集中的碑乘文字，提及大朝者很多。这些史料中，大朝一辞有下列三种用法：

第一，用于碑首的标题，冠于地名、人名之上作国号用。如李庭撰《大朝宣差京兆路总管仆散夫人温迪罕氏墓志铭》、王鹗撰《大朝宣差万户张侯去思之碑》及郝希哲、汤举合撰《大朝故九原帅府都总押观察使樊公墓表》等都是。

用于碑首者又有“大朝国”的用法，更可见出“大朝”是用为国号，如《三灵侯庙像记》，碑首作“大朝国解州闻喜县”，《修释迦院记》则作“大朝国怀州河内县”。

第二，用于碑末所记立石或撰文年月之上，兼具国号与年号的作用。元代采用年号前的碑刻，有的不冠国号，径以甲子系年，如“岁次辛卯”、“岁次甲辰”之类。有的以动物名称系年，如“狗儿年”、“鸡儿年”之类，在汉译蒙文白话碑文中尤见普遍。

另一种则冠以“大朝”或“大蒙古国”的国号。相较之下，冠以“大朝”者远多于以“大蒙古国”为称者。例如《尊胜陀罗尼真言幢》，署为“大朝天子七月立石”；《整屋重阳万寿宫圣旨碑》，为“大朝辛亥七月初九日立石”，《大蒙古国累朝崇道教序》，为“大朝辛亥七月立石”等都是。

第三，大朝二字，置于碑传正文之中，或用于系年，或用于纪事。用于系年者如张本《德兴府秋阳观记》说：

大朝庚辰岁(1220)，长春真人卧云海上，以真风玄行闻于毂。

又如李俊民《重修悟真观记》说：

大朝丁酉岁(1237)，遣使马珍考试天下随路僧道等，共止取一千人。

又如元好问《中令耶律公祭先妣文》也说：

维大朝癸卯岁(1243)八月乙巳朔。

用于纪事时，皆指蒙古而言，如顾行《重修王母宫碑》内有：

大朝有天下，元帅史公阔阔都被命为泾邠二州达鲁花赤。

又如李俊民《故王公辅之墓志铭》内也有：

大朝委刘中试诸路精业儒人，(王)从俭中平阳选。

碑传文字中用大朝一名者，存于石刻者远较存于文集者为普遍，因石刻所存多保持原状，而文集多经后人删改。“大朝”二字恐多改为“皇元”、“大元”等词。

4、史籍

史籍多出于后人手笔。在名词运用上，往往反映史家所处时代的观念，未必保持史事发生的习惯用语。因而，要在史籍中发现“大朝”这类名词，远较石刻集中困难。但在元季、明初所修的《宋史》、《金史》、《元史》中，仍有数处提及大朝。

如《宋史·理宗本纪》赞说：

蔡州之役，幸依大朝，以定夹攻之策。

又如至正五年(1345) 阿鲁图(等《进<金史>表》说：

弗折衷于大朝，恐失真于他日。

又如《元史·任志传》说：

志与金兵战。金擒其子如山，招之降。志曰：“我为大朝之帅，岂爱一子?”亲射其子，殖之。

像这类“大朝”的用法，当系沿袭碑传旧称，可说是史家编辑后的漏网之鱼。

元代中叶人释念常所著《佛祖历代通载》，为佛教重要史籍，于蒙元史事记载甚详，多可补明修《元史》之缺漏。其中记述多以“大朝”称蒙古。例如：壬辰(1234)年，“大朝遣使过宋，议夹攻金。”“庚戌(1250)，大朝灭辽东、高丽。”庚申年(1260)，“大朝遣郝经通好”等都是。可见元代史家对大朝一名，仍多熟谙。

在上述四类史料中，碑传显示出大朝一辞在当时士民之间，施用极广，兼具国号与年号的作用。钱币及公文则反映此一名词不仅是民间习惯用语，而且是官方使用的名称。史籍的记载虽仅可视为二手史料，但也足以显示，此名词曾经通行于一时，且为史家所通晓。

二、大朝一词使用何时？

“大朝”一名的使用，始于何时?终于何时?

在现存史料中，当以前引《大金国志》所记史事为最早。若《章宗纪年》明昌五年一条所记为真实，则1194年时大朝一名即已存在。但是其时下距成吉思汗统一蒙古尚有十二年，蒙古与中原接触不多，当不至已有此汉式名号。而且《大金国志》一书的本身亦有问题《国志》虽号称为金归正人宇文懋昭于端平元年(1234)进呈于宋廷，自来学者多认其为伪书。

所记明昌五年爱王叛金事，王静安(国维)先生已指出系抄自张师颜《金人南迁录》，而《南迁录》的本身便是伪书。至于前引《东海郡侯纪年》一条，则系抄自李心传《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其中“至是大朝乃自号大蒙古国”一句，《杂记》原作“至鞑靼乃自号大蒙古国”，可知“大朝”二字乃是篡改“鞑靼”而来。改鞑鞋为大朝，反映后来人的观念，而无法据以断定“大朝”一名起源甚早。

而《杂记乙集》成书于宋宁宗嘉定九年(1216)，其书用“鞑靼”称蒙古而不用“大朝”，或反映大朝一辞尚未采行，至少南宋人知者不多。

现存的可靠史料提及大朝者，以前引《蒙鞑备录》为最早。根据《备录》，得知大朝一号的使用，不得迟于1221年赵珙出使时。现存石刻及文集中碑传以大朝系年者，时间皆不甚早。最早者为《牛头寺长春真人述》，所系为癸未年(1223)5。其次则为《重阳万寿宫记》，立石于己丑年(1229)。早期碑刻不以大朝系年，一方面固然可能由于其时蒙古在中原占地未广，而且战尘未定，蒙金孰存孰亡，未可逆料，士民不愿轻奉蒙古正朔，以免遭受横逆。更可能是“大朝”一名，尚未采行，以致仍以甲子纪年。

忽必烈定都中原后，先后采行中统(1260―1263)、至元(1264―1294)为年号。

汉式年号采行后，大朝一名，使用仍广。一方面，系年时仍常以“大朝”冠于年号之上，如《释迦院常住记》，末作“大朝至元二年二月造”，《性公通玄大师塔幢》，署作“大朝至元四年”。另一方面，也有碑末仅以年号纪年，碑首却仍冠大朝国号者，如至元六年之《大朝故九原帅府总押观察使樊公墓表》，至元七年之《大朝济渎投龙记》等都可为例。

可见此时“大朝”与“中统”、“至元”相并行，一为国号，一为年号，作用不同。不过自至元八年(1271)十一月采行“大元”为国号后，“大朝”遂失去国号的作用。此后的史料中，大朝之名，仅有二例。一为至元廿年(1283)之《宪州权官之铭》，碑首仍冠大朝之号。另一例则见于《高丽史·刑法志》。该志忠烈王五年(1278)记载说：“都兵马使据判出牒云：‘大朝令诸路断酒，国家亦宜行之。””应该皆为因循旧习而加使用。大势所趋，则是称“元朝”而不再称“大朝”。

三、大朝与大蒙古国

“大朝”一辞，来源如何?在蒙元国号演变中有何意义?关于其来源，过去秦宝瓒认为“蒙古未人中国前，版图最广，故称大朝”。而学者认为“大朝”不过与“国朝”、“皇朝”相当，是一种尊称。这两种说法，都不过臆测而已。

实际上， “大朝”与“大蒙古国”都是蒙文汉译。后者为直译，前者为简译。在此简译中，省去种族之称的蒙古，并将原义为“人民”、“国家”的一字，依汉人的观念，译为“朝”字。如前文所说，汉文史料中亦有“蒙古大朝国”、“大朝蒙古国”的用法。

一方面反映当时名词使用的混淆，另一方面也显示“大朝”与“大蒙古国”二辞皆由而来，而“大朝”可说是一种更为汉化的译法。

大朝一辞，即系由大蒙古国而来，要寻求“大朝”的历史意义，必须自后者下手。成吉思汗究竟何时采用大蒙古国一名为国号，因缺乏明确的记述，已难以确考。

《建炎以来朝野杂记》乙集称成吉思汗先世已自号大蒙古国·，其事不可信。

1206年全蒙古统一时，有关史料皆记载采用成吉思汗尊号事，但未言及采行国号。但从蒙古人历史发展看来，大蒙古国一号采用于此时最有可能，盖此时成吉思汗不仅为蒙古部之主宰，所有蒙古民族皆已成为其家产，故以大蒙古国称其国家，最为适宜。

大蒙古国一名之采用至迟亦不得晚于1211年伐金之时。

这一名称此后遂成为日益扩大的蒙古帝国的正式国号，在公文——尤其是外交文书上当多用之。在现存史料中，最早载有蒙文大蒙古国全名者即为1246年贵由汗( 1246―1248) 致罗马教皇英诺森四世国书所用玺书。

玺书前半部为：

“长生天气力里，大蒙古国与寰宇之汗圣旨”。

“大朝”与“大蒙古国”则是使用于汉地的汉文国号。汉文“大蒙古国”一名在伐金之初当已采用。《元史·耶律留哥传》记载1212年事，称留哥与按陈·那衍订盟时说：“愿附大蒙古国，削平疆宇。”《元史》所说固然出于事后的记载，不尽可信。但《建炎以来朝野杂记》用及此一名词，而《杂记》成书于嘉定九年(1216)，足证“大蒙古国”的汉名在1216年前必已通行。

至于“大朝”一名，如前文所说，其采行的下限不得晚于1221年。从当时的历史环境判断，此号的采用，大概是在1217年木华黎( 1170一1223) 受命伐金，建牙燕京以后。此时蒙古虽然仍为以草原为重心的游牧国家，但已有加速征服汉地、增强殖民统治的意图。

“大朝”一名的采用，当为此一系列采行汉制中的一环。“大蒙古国”一名显然种族意味过强，不足以羁糜汉地士民，遂将其简化为“大朝”。“大朝”之称，已蕴含中原王朝的意义，不似“大蒙古国”全为外来征服政权的意味。

“大朝”与“大蒙古国”两个汉称，此后并行达五十年之久。但是两者适用的范围不尽相同，似有分工的作用。如前文所说，大朝一辞，应用于货币、公文，尤其是民间碑乘之上，最为普遍，但在外交文书上较为少见。

反观“大蒙古国”一辞，在现存史料中，见于民间碑乘者，不过六起，见于对内公文者不过二起，而在现存外交文书中则占多数。如中统元年(1260)《和宋书》开端为“皇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致书于南宋皇帝”。

中统二年(1261)五月《移宋三省牒文》词头为“大蒙古国中书省移宋三省”，至元三年(1266)八月招降日本书开端亦为“上天眷命大蒙古国皇帝奉书日本国王”。至元八年(1271)九月致日本国书亦以“大蒙古国皇帝差国信使赵良弼”启端。郝经(1223―1275)的几道致宋朝文移也都以“大蒙古国国信使”的头衔启端，可见外交文书中多用“大蒙古国”，而少用“大朝”。

显然“大蒙古国”为蒙古的正式汉文国名，使用以对外为主，“大朝”则稍欠正式，以对内使用为主。当然，这种分工，不尽严格。

四、大元与大朝、大蒙古国

“大朝”与“大蒙古国”二汉名，后为“大元”一号所取代。忽必烈于中统元年(1260)即位并立国中原后，中原不再是蒙古帝国的殖民地，而已成为国家的重心，于是遂有仿效汉唐，采用汉式年号、国号的必要，以取得中原正统正朝的地位。而“大朝”一号，究属权宜，不似正式国号。

汉人群臣纷纷上言，以建国号为请。忽必烈乃接受刘秉忠(1216-1274)的建议，采用“元”字为国号。“元朝”一号的采行，虽是蒙元历史上的一个分水岭，但其与“大朝”一名的延续性却一直为学者所忽视。

过去学者多认为“元”字应作肇始解。最近也有人认为以元为号，与蒙古旧俗天的崇拜有关。“元”字出典于《易经》。《建国号诏》说：“可建国号曰‘大元'，盖取《易经》乾元之义。”却未敷陈其意义。

实际上，《易经》中“元”字的本义为“大”，元朝应即“大朝”之义。刘秉忠等人建议以元朝为国号时，显然即着眼于此义。《经世大典·序录》有明白的解释：

盖闻世祖皇帝初易“大蒙古”之号为“大元”也………元也者，大也。大不足以尽之，而之“元”者，大之至也。

可见“元”之国号，实与“至元”年号相互呼应。而至元的意义又与后来武宗海山汗(1308―1311) 所采年号“至大”相同。至少就文字的层面看来， “元朝”与“大朝”实为同义，两者都是大蒙古国的简译。不过，“元朝”较“大朝”更富文义，作为中原王朝的国号，较为适合。

“元朝”一号采行后，“大朝”与汉文“大蒙古国”二名，并遭废弃。但是，三者共同来源的大蒙古国一名在蒙文文书中却延用不衰。现存的几篇元季汉蒙二文合璧碑中，大元一名，或径译为“大蒙古国”，或译为大元大蒙古国)，或译为称作大元的大蒙古国。形式虽异，意义则一：大元即大蒙古国。“大元”不过是继“大蒙古国”与“大朝”而起的汉文国号，蒙古王朝的真正国号仍是大蒙古国。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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