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雄争霸声望,为何在春秋战国一点建树都没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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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兴周八百年之姜子牙,旺汉四百年之张子房”,熟悉历史的小伙伴应该对这句话不陌生了吧。这句话提到了我国历史上持续时间最长的两个朝代,一个是强盛的汉朝,东汉西汉加起来差不多四百年的时间。另一个就是周朝了。
周朝并不是一个大一统的王朝,它是奴隶社会制度。武王伐纣之后,周武王建立了周朝,史称西周。西周晚期,周幽王为博褒姒一笑,点燃了与各路诸侯通信的烽火,戏耍了各路诸侯。最后在犬戎进攻周王朝时,没有诸侯来救驾,西周就此灭亡。
西周灭亡后,周平王迁都洛邑,建立了东周。而东周又由春秋与战国两个时期组成,这是一个诸侯大混战的时代。公元221年,秦始皇统一六国,结束了中华大地四分五裂的局面,建立起了中国历史上第一个大一统王朝。
春秋战国是一个乱世,诸侯各显神通,拼了老命的抢夺粮食、人口和土地,在混战的过程中,又先后诞生了春秋五霸和战国七雄。可是纵观春秋战国的霸主,甚至稍微强盛一点的国家,都没有西周时期地位最高的诸侯的份,这又是为什么呢?
有很多人就会问了,西周地位最高的诸侯是谁呢?我们都知道,春秋战国时期,周王形同虚设,但是在西周,周天子的权威还是至高无上的,对各路诸侯都有生杀予夺的大权。而在西周时期,哪个诸侯国能巴结上周天子,它的地位自然也不会低。有一个国家却被历任的周天子所宠信,地位之高,连齐国、鲁国这等国家都无法比拟,这个国家就是虢国,假道灭虢的主人公。
如果有认真研究西周历史的话,就会发现,西周发生的每一件大事都与虢国国君有关。周武王分封诸侯时,虢国镇守虎牢关这一当时最重要的关口,位于西周与中原之间。虎牢关以东是商朝的故地,商朝的残余势力尚未完全消除。
当时纣王的儿子离间看守自己的三位诸侯与周公旦之间的矛盾,三大诸侯与纣王的儿子联合起来谋反,这是虢国的位置就相当重要了。虢国凭借士兵的勇猛和虎牢关的坚固,愣是将威胁挡在了虎牢关之外。
经过此战,虢国的地位被正式确立,虢国成为了周王朝的大门护卫。每次周天子征讨四方,东西虢国极其后代一定跟随在侧,虢国国君甚至还节制王宫守卫的虎贲军。东西两个虢国国君的主要责任就是帮周天子收好东西两个大门。
由此我们可以发现,虢国的强大与否与周王室的强大有直接关系,当周王室失去了统治力时,弱小的虢国再也威风不起来了。所以春秋战国时期,压根就没有虢国的位置,甚至为了接济周王室,虢国还让出了自己的部分封地,虢国一天天的衰落,最后被其他诸侯国所吞并。好在周王室念及旧情,收留了他们,下场也不算太惨。
河北为什么民风强悍?
虽然近现代以来,湖南、四川甚至湖北和安徽等省份涌现了许多开国元勋,为中华民族的独立、自由做出了巨大的贡献,但如果放眼历史长河,民风最为强悍的地区我觉得应该还是古“燕赵之地”,也就是现在的河北地区。
“燕赵文化”,是指在河北地区从古至今形成的、以“悲歌慷慨”为质性特征的地域人文传统。 西汉史学家司马迁最先根据地理环境、民俗特征把它概括为“好气任侠”、“悲歌慷慨”,其后南朝梁文学批评家刘勰称河北地区民风“慷慨以任气”,同时代诗人江淹则径直以“燕赵悲歌”表述之;
到了唐代,“古文八大家”之一的韩愈则 称“燕赵古称多感慨悲歌之士”,中 唐诗人韦应物诗云“礼乐儒家子,英豪燕赵风”……经过历代名人 的反复陈述,燕赵文化精神的内涵终于确定下来,并逐渐形成了该地区的人文传统,燕赵之士遂以慷慨悲歌、好气任侠者自许。
一、山川雄峻,地灵人杰
河北地区历史文化悠久,先秦时期人文活动已很繁盛,见于典籍者,从夏朝的有易氏、商代的孤竹国、至西周春 秋时期分封的燕国,加之战国时代“三家分晋”之后有的赵 国,和北方少数民族狄建立的中山国,三大诸侯国军事力量十分强盛,称雄于列国之中,尤以燕、赵二国为最,被列入“战国七雄”之中,而后河北地区一直称之为“燕赵”,沿用至今。
燕、赵、中山等国军事力量强大,是和燕赵人雄健尚武的习性分不开的,这正是燕赵民风的典型气质之一。司马迁在《史记·刺客列传》中记载的荆轲刺秦事迹即为一例:“太子及宾客知其事者,皆白衣冠以送之。至易水之上,既祖,取道,高渐离击筑,荆柯和而歌,为变徵之声,士皆垂 泪涕泣。又前而为歌曰:‘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复为羽声慷慨,士皆瞋目,发尽上指冠” 。燕赵之地少温柔敦厚的长者而多慷慨豪放之士,人们 少揖让而多任侠,民风剽悍而少拘禁,由此可见一斑。
这种民风的形成,当与燕赵之地处于中原与北方游牧民族相接的人文地理环境有关,具有介于胡汉之间的边缘性,燕赵人民广泛而长期的与北方少数民族接触、交往乃至融合,必然濡染其强悍、尚武的胡风豪气,从而形成了了其慷慨豪放、好气、任侠的民风。
河北地区地势西北高,东南低,西北部的山地海拔超过 1000 米,整个河北地区既有巍峨耸峙的高山,又有海拔不高的低平原,二者相差竟达 2000 多米。而正是由于河北地区的地貌高低起伏,复 多样,才使得生长在这里的燕赵人们长期面对险峻的生 存环境,更易形成慷慨不平之气,和豪迈磊落的胸襟。
二、英雄豪俊,层出不穷
早在春秋战国时期,这一地区的燕昭王姬职励精图治,“千金买骨”、筑黄金台以招贤纳士的事迹。公元前 284 年,乐毅攻破齐国首都临淄,下城池七十余座,使燕国声望达到极盛。赵国有赵奢、李牧、廉颇等舍身为国的名将、“完璧归赵”的蔺相如,以及慷慨悲歌,仗义刺秦的荆柯、高渐离,可谓人才济济,豪俊辈出,使得燕赵慷慨、悲壮之气雄贯九州。
西汉窦婴,平定“七国之乱”,得封魏其侯;东汉末年张角、张梁、张宝兄弟三人,打着“苍天已死,黄 天当立;岁在甲子,天下大吉”的口号,领导了轰轰烈烈的 “黄巾起义”;三国刘备,带领同为河北人的大将张飞和 赵云等,建立蜀汉政权,“三分天下有其一”。放眼整个三国,河北英豪纵横驰骋,逐鹿中原,足见燕赵豪杰雄风。
魏晋之后,则有闻鸡起舞的祖逖、刘琨、冯跋、邢杲、须拔、窦建德、刘黑闼等河北地区的豪杰之士,以其雄心壮志,满腔豪情,驰骋天下,各自建立了丰功伟业。
燕赵文化在历史上曾经有过海纳百川、兼容并蓄的大开大合,代表了中华民族的集大成精神。鸦片战争后, 中国社会开始走向现代化, 燕赵作为洋务运动的中心, 曾为全国之秀。开滦煤矿是近代最先开发、最早使用机械化的煤矿, 1860年天津被辟为通商口岸后, 成为中国北方开放的前沿和近代中国“洋务”运动的基地, 由此开始的军事、 铁路、邮政、采矿、司法等方面建设, 均开全国之先河。
辛亥革命以后, 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 无不是发生在河北地区。 燕赵人民在近代反抗民族压迫的斗争中, 重奏了慷慨悲歌的英雄主义篇章。武术大师霍元甲打败俄国大力士、大刀王五积极营救维新派领袖谭嗣同、义和团以最原始的武器与八国联军及清廷浴血奋战, 为近代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做出了巨大的牺牲。
河北还是抗日战争的主战场, 晋察冀、晋冀鲁豫是著名的抗日根据地, 平原游击队、地道战、地雷战、百团大战、狼牙山五壮士、英雄王二小, 这些燕赵人民英勇抗敌的事迹都已永载史册。
就自然条件而言, 燕赵并不是适合农耕的最佳区域,过去这里海河为患, 旱灾飞蝗, 人民比较贫穷。新中国建立后, 河北人民努力奋斗, 改变了燕赵大地的模样,他们在社会主义建设时期所体现的强悍民风,值得人们骄傲的。
三、新时期的燕赵文化往何处去
元朝以前, 燕赵作为独立性很强的地理区域, 燕赵文化是一种具有强烈标示的地理文化。但从元朝定都北京后,京城文化使得原来的燕赵文化逐渐失色。元朝以后,大批燕赵文人出入朝政, 燕赵文化渐渐依附于皇权之下,文化自我意识逐渐丧失,造成了燕赵文化的衰落。
燕赵文化中“好侠、尚武”的文化性格, 最适于动荡年代, 社会的动荡为这种文化的发挥提供了最佳的舞台, 而一旦进入和平时代, 这种善于在金戈铁马 年代创造奇迹的文化性格, 必然体现出一定的不适应。另一方面, 由于长期处于政治中心的周围, 小富即 安、温饱即满和不思进取的思想,让今天的河北逐渐被其他地区抛在身后。
今天的燕赵人民已经认识到了这个问题,提出了“求真务实、开拓创新、拼搏自强、团结奋进”的“河北精神”, 力争统一思想, 形成合力, 将燕赵文化发扬光大。我们相信,有着强悍民风的燕赵大地一旦觉醒,必然会爆发出不可想象的力量。
商鞅对秦国有恩与秦孝公是生死兄弟?
商鞅与秦孝公是实实在在的君臣关系,说得深一点就是伯乐和千里马,但并非什么生死兄弟。商鞅对秦国有恩不假,但他的悲惨下场既有一定的必然性(即外部环境),又有着一定的偶然(即自身问题)。
好胜的性格和严格的变法使商鞅树敌颇多在变法开始前,商鞅与保守派的甘龙、杜挚进行了一场论战。在辩论中,商鞅针对“知者不变法而治”和“法古无过”的观点,猛烈抨击二人为世俗之人,并指出变法不但不是过错,还是当下治理秦国的重要手段。
从这里可以看出,商鞅一方面有坚定的变法信念,另一方面则为人好辩而咄咄逼人。后者对于商鞅是非常不利的。无论是出于对变法的不认同,还是对商鞅不留情面的言语的不满,商鞅争强好胜、不顾及别人颜面的性格很容易招来一大批反对者的不满。这种性格和风险在正式变法的过程中更有所体现。
例如,太子驷(秦惠文王)触犯了变法的相关法令,商鞅鉴于不能直接惩罚国君继承人,因此对太子的老师、老世族代表人物公子虔和公孙贾用刑。从变法本身而言,这一举动让秦国百姓百官都看到了变法的权威性,客观上有利于变法的推行,但这却让商鞅处在一个危险境地。
(公子虔影视形象)
首先,商鞅更进一步得罪了保守和中立世族。公子虔是秦孝公的亲兄弟、太子的老师,地位和名望无需赘言。商鞅对他用刑(后来还割了公子虔鼻子),把这位在秦国有较高声望的世族推向了自己的对立面,使对商鞅有私怨(公子虔对变法的态度未知)的势力和反对变法的势力联合了起来。
之所以说会得罪中立贵族,是因为这些自己的利益遭到了损害,却又要暂时屈服于于一个外来人的高压,在公子虔的影响下加入反对阵营是很有可能的。事实上,公子虔在秦惠文王即位后也的确参与了控告商鞅的行动。
其次,商鞅还让太子驷非常难堪。一旦老师公子虔明确反对商鞅,作为学生和晚辈,太子驷是否会一并憎恶商鞅?为了不得罪统治阶级大多数人,太子驷即位后处理掉商鞅的可能性是很大的。加之商鞅变法严格,使在蓝图阶段就触及相当一部分奴隶主贵族利益的变法得以最大程度地贯彻,以至于“宗室贵戚多怨望者”。因此可以说,商鞅一丝不苟的性格和严格的变法已经让他在支持变法的秦孝公死后的处境很危险了。
张扬高调的举动不但引人憎恶,还威胁到了秦国君权《史记·商君列传》借赵良之口曾描述过商鞅张扬高调的日常出行:
1.相秦不以百姓为事,而大筑冀阙。2.君又南面而称寡人,日绳秦之贵公子。3.君之出也,后车十数,从车载甲,多力而骈胁者为骖乘,持矛而操闟戟者旁车而趋。此一物不具,君固不出。这三段话,明确指出了商鞅建造宫室、自大苛刻、侍卫环绕的生活。前两点分别得罪了纳税的秦国百姓和秦国贵族,最后一点则因武装力量的过于显眼而直接威胁到了秦国国君权威。在百姓不满、贵族敌视的情况下,既为了控制舆论,也为了巩固自身安全,铲除商鞅就变得越来越有必要了。
在秦惠文王对商鞅动手后,商鞅逃到自己的封邑,发动封邑军队抵抗抓捕部队。这里更体现出商鞅被杀的必然性:一个在没有君主允许的情况下能擅自调动一支军队(无论这支军队规模、战斗力如何)执行军事任务的人,是必须被一个逐渐走向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的国家的有野心的君主除掉的。
对周边各国的军事胜利断绝了商鞅最后的退路有人曾用“秦国是踏着魏国的尸体崛起的”的话来形容秦国强国史,也正是因为如此,商鞅失去了外逃的机会。
魏国是战国初期当之无愧的霸主,在商鞅变法时余威犹在,但国力早已衰退。商鞅要打出秦军威名,首选的就是日薄西山的老牌强国魏国。
公元前340年,商鞅率秦军攻打魏国河西地区,魏将公子卯率军迎击。结果商鞅以老友相见为由将昔日好友公子卯骗到军营活捉,并一举大败群龙无首的魏军。这种言而无信的战术在尚有春秋遗风的战国初期是不常见的,因此惨败的魏国对商鞅并无好感,自然也不可能在他落魄时再次收容他。
曾经收留过商鞅的魏国尚且如此,其他各国就更不可能冒着惹恼秦国的风险收留商鞅了。
结语商鞅的变法是进步而有效的,对于只想守住既得利益的旧贵族和必须笼络大多数人的年轻君主,商鞅确实是眼中钉、肉中刺,这是变法措施可以保留、变法者必须死的必然。但是,商鞅张扬、自大、好胜的性格,以及他在河西之战中的“下三滥”手段(尽管这之后各国都开始注重诡计的运用),则是促使他更不可能逃脱的偶然因素。当秦国一步步走向强大、商鞅的地位越来越高时、秦惠文王离即位越来越近时,商鞅的死期或许也不远了。
北宋开国皇帝赵匡胤是赵云的后代吗?
这个问题是来活跃气氛的吧?~我可以很负责地回答:赵匡胤跟赵云十八辈子也打不着。
古代的开国皇帝,若非名门出身,往往喜欢攀附豪门,给自己找一个高大上的“祖宗”,增强自己得天下的合法性,最为人知的便是刘备,一直自称“中山靖王刘胜”之后,赵宋王朝也不例外,不过他们傍的“豪门”不是三国赵云,而是西汉京兆尹赵广汉。
一、宋朝皇室认为赵氏远祖是西汉京兆尹——赵广汉
据《宋人轶事汇编》言,在宋朝的奏章与宋版史书之中"不当名赵广汉",原因是宋朝宗室认为"本朝广汉后也" , 为避讳自然不能直呼称祖上的姓名,宋代官修史书《会要》和《国史》中都记载并认可了这种说法,可见此言不虚。
赵广汉,字子都,涿郡蠡吾县(今河北博野县)人,一代名臣,生活在汉昭帝后期及汉宣帝前期(公元前73年前后),他嫉恶如仇,执法不避权贵,以强有力的手腕治理地方治安,处置豪门权贵,深受百姓爱戴,"自汉兴以来,治京兆者莫能及"。
赵氏名人众多,宋朝皇室却认赵广汉为祖上的原因,主要在于他是涿郡(今河北涿州)人,而赵匡胤家族祖籍也是涿郡,彼此之间有一种地缘上的关联,更有可信性。
二、再看赵匡胤家族历史,祖籍同样也是河北涿郡
根据《宋史·太祖本纪》记载,赵匡胤的家世渊源如下:
1、赵朓,赵匡胤的高祖父。娶妻崔氏,赵朓“以儒学显”,唐朝时历任永清、文安、幽都三县县令,国家正式公务员,奠定赵氏官宦世家之基。赵匡胤建宋后被追尊为禧祖。
2、赵珽,赵匡胤的曾祖父。娶妻桑氏,同样投身仕途,“历藩镇从事,累官兼御史中丞”。按唐后期官制,藩镇从事是藩镇的幕职僚属,御史中丞是御史台的最高长官,但如果据此认为赵珽老爷子从低级幕职一直干到了国家高级干部,那就错了。唐末官制十分混乱,藩镇的一般幕僚、军队中的小头目都可以兼领御史中丞、御史大夫之名,所以赵珽仍是低级幕僚,没能改变赵家的前途命运。赵匡胤建宋后被追尊为顺祖。
3、赵敬,赵匡胤的祖父。娶妻刘氏,“慷慨有大志”,历任营州、蓟州、涿州三州刺史,赵氏历经三代百余年的奋斗,终于成为当地较有声望的家族,后来举家搬迁到保州(今属河北保定),他的儿子赵弘殷就出生在这里。赵匡胤建宋后被追尊为翼祖。
4、赵弘殷,赵匡胤的父亲。娶妻杜氏,少骁勇善战,初事王鎔,有战功,被后唐庄宗留典禁军,举家搬迁到洛阳(今河南洛阳),他的儿子赵匡胤就出生在这里。入后周,以功累迁至检校司徒,封天水县男,赵匡胤建宋后被追谥为武昭皇帝,庙号宣祖。
综上所述,赵匡胤家族的活动轨迹是“河北涿州→河北保州→河南洛阳”,除了祖籍跟数百年前的赵广汉同为涿郡,根本找不到任何交集,明显是赵宋皇室在“攀豪门”。
三、再看赵云的家世渊源及其后人
赵云,字子龙,常山真定(今河北正定县,属石家庄)人,三国时期蜀汉名将。汉末军阀混战,赵云受本郡推举,加入公孙瓒,后结识并追随刘备。
史书中关于赵云祖辈和后人的记载很少,除了都姓赵,赵匡胤和赵云没有任何关系。题主若听过这种说法,很可能是因为两人都是赵氏中的杰出人物,而且老家都是河北(一个属于保定,一个属于石家庄,距离也不近),所以把他俩联系到一起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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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评价张仪?
对于战国时期的纵横家们,《孟子》中的评价较为中肯,说他们“一怒而诸侯惧,安居而天下息。”,这个评价也适用于张仪。
纵横家心怀机诈权谋,口含巧舌如簧,活动于政治舞台,他们的主张一旦被采纳,各国的关系就可能发生变动,往大了说,确实事关一国兴衰。
苏秦和张仪苏秦和张仪都是战国时期著名的纵横家,但人们对苏秦的评价往往要好过于张仪。实际从本质上讲,他们所从事的工作性质都是一样的,无非在实现的手法上各有千秋,张仪的手法在人们看来过于“小人”做法。这一点,与李斯有点相像,以至于他们的口碑都打了折扣。
张仪是战国时期的魏国人,他与苏秦都是鬼谷的学生,两人之间的关系还不错。苏秦学成后,便开始周游列国,以图发展,最后在燕国谋到了职位,他说服燕昭王听从了他的合纵战略,之后游说六国,成功实现合纵抗秦,并且他还被委任为“从约长”,兼佩六国相印,一时间,八面威风。
苏秦的战略也相当成功,秦国十五年不敢出函谷关。但当时苏秦也怕秦国反击,为了守住他的合纵计划,他需要有个人来入秦,并能为他所用,以此阻止秦国的反击。
苏秦想到的这个人就是张仪,在苏秦的眼中,张仪的才智远高于他。如果让张仪入秦,他的合纵计划一定能守得住。
但是,他比较了解张仪,如果正面说,张仪未必去,所以,苏秦用了激将法,迫使张仪入秦,自己只要暗中帮助即可。
主意一定,苏秦就先找了个人去劝导张仪,让他主动来投自己。张仪混得并不如意,于是,便到赵国去见苏秦。
苏秦又故意摆架子,不仅推迟出来见张仪,而且在见到他后还故意奚落他,说他如此穷困落魄,此处也不能留你。
张仪自感受辱,于是就想报复苏秦,而要报复苏秦,最好的办法就是使赵国陷入困境,因为当时苏秦在赵国封侯,名声显赫。
张仪在苏秦的暗中帮助下,经过一番上下打点,终于见到了秦惠王,他凭借自己出众的才智被拜为客卿,参与筹划谋略攻伐之事。
苏秦的舍人看到张仪大功告成,于是便把苏秦的激将之法,以及暗中帮助他的事都告诉了张仪。张仪恍然大悟,并保证说,苏君在位时,他绝不敢破坏合纵。
对于以上《史记》中的记载也有争议,根据1973年马王堆出土的文物资料推测,苏秦被车裂于公元前284年,而张仪则死于公元前310年,苏秦比张仪要晚死25年左右。所以,他们两不可能形成对手,张仪当时的对手主要是公孙衍和陈轸。
但不管苏秦与张仪的关系到底如何?张仪的确是进入了秦国,也见到秦王,并得到了秦惠王的重用,也向秦王提出了他的连横策略,以此攻破六国的“合纵”联盟。
合纵与连横说到合纵与连横,只是相对于当时六国而言的。战国七雄,楚在南,赵在北,燕在东北,秦在西,齐在东,韩魏居中。
马凌之战后,齐国代替魏国成了中原霸主,而秦国经过商鞅变法也站起来了。这样,秦、齐都有了扩大地盘的需求,图谋向中原地区扩张。
处于东西二强夹击之下的韩、赵、魏三国,再加上北燕、南楚,为了自存,联合起来,东向抗齐或西向抗秦,称之为合纵,也就是“合众弱以攻一强”;如果弱国被齐国或秦国拉拢联合,从而进攻其他弱国,就被称之为连横,也就是“事一强以攻众弱”。
但是形势总是在不断变化中,战国晚期,乐毅破齐后,齐国便一蹶不振;赵国经长平之战后,也被严重削弱。这样一来,秦国就取得了对东方六国的绝对优势权。
所以,合纵连横政策也有了新的含义,即东方六国并力抗秦,被称为合纵;若秦联合东方一国攻打其他诸侯国,则称为连横。
在这样的背景下,一批对当时各国形势了如指掌,且善于辞令和权谋之术,还能从中获取巨大利益的说客,就应时而生了,这一批说客就是史书上所说的“纵横家”,其中苏秦和张仪就是最具代表性的人物。
连横战略是张仪一生最重要的功绩,那他的连横战略是如何的呢?连横最主要的目的就是拆散齐楚联盟,孤立这两个可以与秦国争霸的诸侯国。
他的第一站选择了魏国,魏国在马陵之战后便失去了霸主地位。张仪的计划是,让魏国归附秦国,然后让其他诸侯国纷纷效仿。他在魏国当了相国,一呆四年事情毫无进展。
直到魏哀王即位后,张仪才有了机会。当时秦攻魏,齐国也来攻魏,在秦、齐的攻打之下,魏王接受了张仪的建议,归附了秦国,以图自存。
齐楚两国都是强国,而他们两国是盟国,要打败他们,首先要拆除他们的联盟关系。张仪到楚国后为楚王画了一张饼,表示秦国愿以六百里商地来换取齐楚两国废除盟约。张仪的主张遭到陈轸(后来到了秦国)和屈原的反对,但最终也没拦住楚怀王。
楚国与齐国断绝盟约关系后,便派一名使者进入秦国索要土地,结果等来了一个笑话。张仪归秦后,先是三个月不上朝,后来见到了楚国使者,却说他个人愿意食邑六里进献给楚怀王,还责备楚王耳朵不好,听错了他的话。
楚怀王闻报后大怒,于是发兵攻打秦国,发起丹阳之战,结果被秦国大败,还丢失了丹阳、汉中两地。楚怀王受骗失地,悔恨莫及,只好再让屈原二次使齐,重修旧好。屈原以他的声望和外交才能,说服了齐宣王,两国再度结盟。
公元前311年,秦国再次攻打楚国,夺取了召陵(河南偃师县)。在这样的情况下,楚国不得不提出议和。秦国提出要用楚国的黔中郡来交换半个汉中,但楚怀王为了泄私愤,提出要用张仪来换黔中郡,不要土地。
张仪也没有畏惧,他太了解楚国内政了,腐败且混乱,所以,他又一次去到了楚国。他提前收买了楚怀王的宠妃郑袖,而郑袖的话,楚王言听计从。就这样,张仪再次说服了楚怀王,与秦结成连横。
楚国经丹阳之战,元气大伤,从此由盛转衰。公元前278年,秦大将白起攻楚,取郑,楚国从此一蹶不振,丧失了大国地位。
张仪诓骗楚国后,又奉命出使韩、齐、赵、燕,以类似的手法,灭各国志气,长秦国威风,极尽威逼利诱,说服各国连横亲秦。由此可见,张仪的外交战略是成功的,而其外交手段则是卑劣的。
张仪对秦国的政治、外交和军事都有深刻影响,通过他的连横游说策略,使得秦国在各诸侯国中产生巨大的威慑力,瓦解了苏秦的六国合纵,主要表现在排除了楚国这一大障碍,从而为秦灭六国提供了一统天下的基本战略,这是智慧外交的表现,值得肯定。
但是,由于他卑劣的外交手段,下场也不太好。
张仪的结局秦惠王去世后,张仪在秦国失去了政治舞台。其二,他为人不好,也没有人为他说话。比如,在当时与他共事的秦国名臣有陈轸、公孙衍、樗里疾和甘茂等人。
张仪为了排挤陈轸,说他暗中通楚,诬陷陈轸出卖国情,最终逼走了陈轸。张仪和公孙衍是老乡,但也同样以卑劣的手段将其逼走。樗里疾和甘茂也一样对他没好感。
司马迁说他是“倾危之士”,评价也没什么不对。所以,在秦武王即位后,他受到了群臣群起而攻之,说他没有诚信可言,左右卖国,如果仍留用他为相国,秦王就会被天下人耻笑了。
在秦国众臣诋毁他的同时,齐国也落井下石,特派使者来责备张仪。内攻外扰,大有不杀张仪誓不罢休之势。张仪顿感恐惧,于是,他想了一个脱身之计,就跑到魏国去了。
结果,他一到魏国,齐国就来攻打魏国。这也是张仪意料之中的事,他出走时对秦武王也是这么说的。
他说只要齐、魏两国一开战,秦国就乘机讨伐韩国,然后进入三川,出兵函谷关不用进攻其国家,只要逼近周京,周天子肯定吓得都会把所有祭哭交给秦王,到那时,秦武王就可以挟天子以令诸侯了,帝王之业也就成了。秦武王居然信了,还出动了三十辆兵车,特意把张仪送到了魏国。不得不说,张仪的嘴的确厉害。
魏襄王看到齐国来攻,十分害怕。张仪和他说不用怕,他有退兵之策。他让自己的门客先到楚国,然后借用楚国的使臣前往齐国做说客。
使臣到了齐国,便把张仪和秦武王所说的计谋,也就是上面所述的“挟天子以令诸侯”之策,和齐王说了,齐王听了恍然大悟,故撤兵。
张仪用了一个连环计脱身,也再现了他的连横之策,的确是很有智慧。难怪他早年在楚国被鞭笞后,回去问妻子,问他的舌头还在不在,妻曰在,他说,只要舌头在,这就够了。
他的一生,最大的资本就是“喉舌”,这也是所有纵横家们的资本。公元前309年,张仪在魏国为相一年后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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