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山再起的主人公(梁山好汉中还有哪些人能做到)

东山再起的主人公，梁山好汉中还有哪些人能做到？

引言

飞云浦一战，虽然不能证明武松的武艺有多出众。但却可以说明，武松的综合战斗技能之强。

作为武二哥的坚定粉丝，我对武松的评价是八个字“逢强不畏，遇弱不欺”。虽然武松不是水浒中战力的天花板，但他却有着敢于挑战一切之勇气；虽然武松有着超强的战斗技能，但他从不以强欺弱。他的身上有着极其鲜明的恩怨观念。

有人说武松身上有着残忍的一面，毋宁说武松的残忍并非残忍，而是一种可以上追的先秦时代的古朴的游侠精神。

对于恩，武松要报；对于仇，武松也要报。他是水浒中恩怨最为分明的人物，没有之一。也正是因为他的这种个性，虽然他义薄云天，豪侠万丈，但真正能走近他内心的朋友却不多。

分析

说到武松，那可以提起的故事就太多了。

景阳冈三拳两脚打死吊睛白额猛虎；狮子楼为兄报仇怒杀西门庆；快活林一诺千金醉打蒋门神；飞云浦转危为败脱险杀敌；鸳鸯楼识真相为己报仇。

而最让我感慨的，还是他在鸳鸯楼写下的那一句“杀人者打虎武松也”。这一留名，既彰显了武松的胆气与豪迈，同时也在告诉官府中人，此事乃武松所为，不要攀扯旁人。

重现飞云浦一战

飞云浦这个故事，每次听来、看来都会让我血脉张开。咱们现在再来重新的看一下这个故事的几个细节。

武松被张都监等人陷害，被刺配到恩州牢城。临行之时，施恩前来送行：

只是要路上仔细提防，这两个贼男女不怀好意！”武松点头道：“不须分付，我已省得了。再着两个来也不惧他！你自回去将息。且请放心，我自有措置。”

面对施恩的嘱托，武松所表现出的是自信与豪气。

在路上，武松对那些押解他的人，根本是满不在乎。该吃吃，该喝喝：

武松右手却吃钉住在行枷上，左手却散着。武松就枷上取下那熟鹅来只顾自吃，也不睬那两个公人；又行了四五里路，再把这只熟鹅除来右手扯着，把左手撕来只顾自吃；行不过五里路，把这两只熟鹅都吃尽了。

前面就算是有危险又怎样？武松心中有数。他这种行为，既是拖延时间，思考办法。但更体现出了武松的潇洒。这一段的细节描写，个人感觉有那么几分浪漫主义色彩。只不过与其他人的浪漫主义色彩不同；武松身上的这种浪漫主义是一种及时行乐的浪漫主义。

再往下看，快到飞云浦的时候，武松发现了他们的端倪：

约离城也有八九里多路，只见前面路边先有两个人提着朴刀，各跨口腰刀，在那里等候，见了公人监押武松到来，便帮着做一路走。武松又见这两个公人与那两个提朴刀的挤眉弄眼，打些暗号。武松早看见，自瞧了八分尴尬；只安在肚里，却且只做不见。

能发现这些端倪，是武松的警觉与机智。但能做到装作不知，是武松的镇定与胆气。这种危机之下，武松并无法保证自己能否脱身。但是他知道，镇定是此时最大的法宝。

飞云浦上，危机就在武松身边。敌人对他开始动手了，武松也做出了他的反击：

那两个提朴刀的走近一步，却被武松叫声“下去！”一飞脚早踢中，翻筋斗踢下水去了。这一个急待转身，武松右脚早起，扑嗵地也踢下水里去。那两个公人慌了，望桥下便走。武松喝一声“那里去！”把枷只一扭，折作两半个，赶将下桥来。那两个先自惊倒了一个。武松奔上前去，望那一个走的後心上只一拳打翻，就水边捞起朴刀来，赶上去，搠上几朴刀，死在地下；却转身回来，把那个惊倒的也搠几刀。

武松的这一反击，自是要凭借他高超的武艺，但更多的是他能够判断出最佳出手的时机。早了，动手的人不齐，万一有人跑了通风报信，那武松的仇人就做好了准备，报仇的难度大。晚了，敌人就完全准备好了，武松再想脱身难度也会加大了。

武松为什么能够脱身

武松能够脱身，基于两方面原因。

一方面，武松的性格；另一方面，武松的本领。光凭借性格和头脑，实力不够。但如果仅仅是有本领，那也办不到。卢俊义、林冲的能耐都比武松强。可他们面对危机时候的表现如何呢？

他们既没有发现敌人的诡计与阴毒，同时也缺少敢于反抗的胆气与魄力。再说武松的功夫，在醉打蒋门神的时候，书中曾说过武松的功夫：

这一扑有名，唤做“玉环步，鸳鸯脚”。——这是武松平生的真才实学，非同小可

其实这是扣子，也是为他能在飞云浦脱身做引子。飞云浦上，头两个人都是被武松用腿法踢下水中。这才给了他时间挣开枷锁。后来人们管武松这一招叫做武松脱铐拳，也是广为流传。

从能耐上说，武松精通腿法，是他能够脱困的基本条件。而气力绝伦，更是他能够反杀的重要因素。

但如果仅仅凭借这些就够了么？自然是不够的。

面对施恩的提醒，武松能够表现出浑然不觉，这份镇定与冷静为他脱困加一分。一路上吃熟鹅，拖延时间想办法，还能发现敌人的暗号，这份机敏与谨慎又加一分。飞云浦上，面对敌人，在危机时刻敢于反抗，并选好最佳时间，这份勇气与果断再加一分。

也就是说武松之所以能够脱困，其个性中的镇定、冷静、机敏、谨慎、勇气、果断这些都是缺一不可的。同时，武松精通腿法，实战经验丰富，气力绝伦，这也是武松能够脱困、反杀的必要因素。

还有谁可以做到

梁山上，武艺不弱于武松的人不在少数。起码卢俊义、五虎、八骠骑都各有所长，真要是正面比斗，武松未必能够胜出。至于说步下，能抵武松的人不多，但也有鲁智深、石秀、燕青三人。可这些武艺能和武松相提并论的人，能在此危机下脱困么？

首先咱们先来看看马上将领。既然是马上将领，那他们的步战实力当是要打了几分折扣。可即便是不打折扣，恐怕也够呛。

秦明、索超的力量够，但谨慎机敏不够。

卢俊义、林冲，武艺那都是天花板的水平，但缺少危机时刻敢于反抗的勇气。

至于说关胜、呼延灼、杨志、徐宁，那都是挨了张清的石头子后就害怕的人，本身就缺少搏命精神。

董平喜好冲动，而张清在征方腊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出，危机时刻不能冷静。否则也不会出现枪扎在树上，就无措了。此时的石头子哪里去了？史进是阳光大男孩，武艺够，可经验不足。

朱仝不够细心，要么怎么能把小衙内给弄丢了。穆宏功夫不错，只能李逵制得服服帖帖，但其个性中，不够冷静。

花荣的性格够，胆气、冷静、机敏，都符合脱困条件。但他精通的是枪法和箭术，腿法和气力上有所不足。

接下来咱们看看步下高手，我个人认可的步下高手只有三个。鲁智深、石秀、燕青，其余的人李逵、杨雄、雷横、刘唐、蟹珍、蟹宝，虽然也在正将之列，但和这些人的综合实力一比就差了一些。要么就是功夫不济，要么就是性格缺陷太明显。即便是脱困，也是偶然因素居多。

先说鲁智深吧，他的气力自然是不必说，腿上的功夫也是足够的。说到鲁智深的个性，也可以说是粗中有细，再加之他多年的军旅生活，经验也肯定没问题。

可鲁智深和武松比起来，更容易冲动。他脱困应当没有问题，但时机选择上应该没有武松那么精准。

接下来说石秀，石秀敢在大名府独身救卢俊义，其胆量自然不必说。其绰号是拼命三郎，搏命的技巧和能力也是足够的。而且他的个性机敏、冷静，不好冲动，所以说，石秀在飞云浦上，脱困也是没有问题的。

再说说燕青，放到现在燕青绝对是梁山上最圈粉的人。小伙子要模样有模样，要才艺有才艺，要本事有本事。

燕青精通的武艺是相扑，燕青十八翻也是传统拳术之一。从能力上说，燕青肯定是没有问题。而且以燕青的聪明和机敏连上当的机会都没有。再说说燕青的胆气，这个人简直就是孤胆英雄，梁山后来的很多事都是人家挑大梁。要我说，燕青飞云浦脱困也没问题。只要没有卢俊义这个精神累赘，没有什么事能难住燕青。

结语

《水浒传》本身是一部小说，讨论这些问题自然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我的观点也只能代表个人的喜好与偏爱。而且也是部分人物之间的讨论。

照个人观点来看，鲁智深、石秀、燕青，是必然能够脱困的。只不过就是时机的选择与武松是否一致。

刘邦从市井无赖到汉朝的开国皇帝？

大家好！我是浩中一内，我来分享一下问题的观点。

刘邦从“市井无赖”到汉朝的“开国皇帝”，的确是人生一大难以想象的飞跃。刘邦在成功之前，其实他过着非常平凡的日子，身上也有许多的“毛病”。刘邦从年轻的时候就成天游手好闲、不事农桑、贪酒好色，刘邦的父亲刘太公为此经常对他破口大骂，骂他不务正业、在外面惹事生非，在他的几个儿子中，最不喜欢的就是刘邦。

但是为什么刘邦能从这样的一个“市井无赖”摇身一变最后成为了一位汉朝的“开国皇帝”呢？

首先、刘邦好结交朋友，为拓宽道路打基础

刘邦虽然成天游手好闲，混迹于酒桌之间，结交一些“狐朋狗友”，但是这也是他笼络人脉的一个手段。他出生在一个贫寒家庭，如果老老实实的干着农活，这辈子也顶多混个不饿肚子。而且在秦朝残酷的剥削下，不仅是有着沉重的赋税要交，还有服不完的徭役，未来看不到任何希望。所以他的这种“不正经”，其实也是在为自己笼络人脉，拓宽出路。刘邦在当亭长的时候，他做的事，不是保一方治安，而是结交黑白两道的人物，上至沛县里面的官员如萧何、曹参等都与他私下交情不错，下至樊哙、卢綰，他们各自都有着不同的特长，为刘邦后来的起家各自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刘邦结交朋友也是看观察他们的长处的。在这个过程中也锻炼了他识人之能，为日后安排任务更加准确奠定了基础。

萧何、曹参他们在刘邦起兵之初，从沛县县令那里透露消息给刘邦就起到了非常关键的作用！否则按照沛县县令的计划，刘邦就只能死路一条。

第二、时势造英雄

刘邦生活在秦朝末年，社会动荡不堪的年代，由于被秦始皇统一后的六国残余势力本来就各怀鬼胎，寻机作乱。而且秦朝统一后，老百姓面临巨大的赋税和徭役压力。所谓官逼民反，统治阶级施加的压力过大，有志青年也是跃跃欲试的状态。刘邦生活在这样的时代，生活在这样的社会环境中，给了他决心反秦的决心，才迫使他走上了革命的道路。

乱世出英雄，刘邦本来就不是一个安分的老百姓，有了这样的社会环境，才孕育出了他这样的英雄！

第三、刘邦在关键时候得贵人相助

刘邦能获得翻天覆地的成就，还离不开他的运气，他每每深陷困境之中，都得到贵人相助，化险为夷，变危机为胜利！

例如刘邦在送骊山徭役误期，而且途中有人逃跑，按照秦律，他所面临的本应该是斩头的大罪，可是他在逃跑投身草莽的时候，身边带去的那群徭役们却纷纷选择了支持他，跟他一起造了秦朝的反，摇身一变成为了草莽带头大哥。

在沛县县令欲改变主意，想要诱杀刘邦的时候，却有曾经的“狐朋狗友”——萧何、曹参悄悄透露消息，并帮助他一起宰了沛县县令，而且还被拥为沛公，一下子队伍壮大起来了，成为了正式的革命军头领。

刘邦的另一个关键贵人项梁，在刘邦刚起兵不久就遭遇属下雍齿的反叛。占领了刘邦好不容易打下的根据地。刘邦万般无奈之下，去找到当时起义军威望非常高的项梁，请求项梁借五千兵攻打雍齿、夺回城池，没想到项梁居然答应了他。刘邦夺回城池后，从此参加到了项梁的队伍中，虽然这个时候他不在是一军之主，但是作为布衣起兵的他却因此得到了正规军的锻炼，也有了一座大山当保护伞靠，看似寄人篱下，却也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至少不会那么容易被别人吃掉。如果没有项梁的帮助，他面对雍齿的叛乱不但没有办法，而且还可能日后被项梁这样的正规军给武力收编，也得不到日后被楚怀王熊心重用的机会。

说到楚怀王熊心，这是刘邦事业中第二个的关键的贵人。项梁在定陶战死后，楚怀王熊心为了掌握军权，摆脱项家的操控，启用刘邦来压制项羽，封刘邦为武安候，使刘邦转眼间有了王侯的身份。在攻秦的方案部署中，也有意的让刘邦走最为安全的西进路线，让项羽走了北上打硬仗的路线。项羽不仅面临一场一场的硬仗，还吸引了更多的强敌，进一步给刘邦西进路线肃清了危险。所以刘邦才得以一路凯歌唱到咸阳，有了本应做关中王的条件。

刘邦的第三个贵人，就是得遇兵圣韩信。韩信为刘邦打下了大半个汉朝江山，多次在刘邦战争失利后，发兵营救刘邦，使刘邦摆脱困境。要不是韩信，刘邦可能连关中王都只是一个遥远的梦，可能一辈子也就被留在了蜀地当蜀王。可是韩信的到来，却给了刘邦征服天下的宏伟蓝图及变梦为现实的作战计划。让刘邦的成功有了可能。

第四、刘邦既有主见，又能听取他人意见

刘邦听取他人意见的特质，对他一步步壮大，起了非常大的作用。刘邦听从张良的意见，将项羽精心准备诱杀刘邦的鸿门宴，变为了刘邦声张正义、倾吐苦水的新闻发布会，彻底粉碎了项羽的计划，死里逃生不说，还让项羽觉得愧对刘邦、冤枉刘邦。

刘邦听取张良意见，封韩信为齐王，得到了韩信大军相助，获得了兵围项羽于垓下的良好局面，并最后一鼓作气迫使项羽乌江自刎，获得了楚汉争霸的最后胜利，成为了一统天下的汉朝开国皇帝。

刘邦听取萧何意见，郑重其事的拜韩信为大将军，结果韩信为他打下了大半个江山……

同时刘邦也是一个有主见的人，他清楚自己要干什么，要达到什么目的。比如在攻下沛县后，大家推来推去的谁也决定不了由谁来当沛县的头，结果刘邦在大家意见一片混乱中，大胆站出来，当了沛公。

刘邦对他身边的人，性格特点都非常清楚，知道他们的优点、缺点，能够非常准确的根据他们各自的特点而合理安排任务，以获得最好的结果。

第五、刘邦抓住了社会的矛盾核心

在秦末时期，老百姓饱经战乱带来的痛苦，对秦朝的高压政策非常的抵触和不满，有非常强烈的反秦冲动。刘邦抓住这个矛盾核心，决定了起兵反秦，结果非常顺利的一呼百应，顺利的在沛县老百姓的帮助下，不费一兵一卒杀掉了原沛县县令，拿下沛县，顺利迈开了起兵反秦的第一步。

刘邦率先攻入关中后，迅速撤出咸阳，与关中百姓约法三章，用最简单有效的方式，赢得了关中百姓的信任与支持。对于秦王室的处理问题上，刘邦的做法是几乎秋毫无犯，顺利接受了子婴的投降，既平息了项羽的嫉妒心理，又让秦朝大臣和秦地百姓对刘邦的认可，所谓得民心者得天下，这就是刘邦获得成就帝王之位的基础！

刘邦十分清楚的知道，要实现天下一统，最大的竞争对手是项羽，因为只有项羽是不肯屈服于他，只有征服了项羽，其它的诸侯王其实再不愿意，也只不过是墙头草，他们没有特别坚定的立场，也没有独霸天下的志向，而且对项羽的分封本来都心存怨气，各有不满。只要搬倒项羽，其它诸侯王就会望风而降。但是要搬到项羽，首先是要出去秦川，拔掉项羽封王时用来监视刘邦的三秦王。所以刘邦一开始很顺利的就打到了项羽的根据地——彭城。最后也是联络各诸侯一起兵围楚军于垓下，才赢得了最后的胜利。刘邦就是看清和合理利用了各种矛盾的核心，让它们成为自己有力的武器。

谢安东山再起典故？

东山再起常用于比喻一个人在失势之后又重新得势，典故的主人公是中国东晋时期政治家谢安。“东山再起”出自《晋书·谢安传》，《晋书》是中国的《二十四史》之一，唐代房玄龄等人合著。该书记载的历史上起于三国时期司马懿早年，下至东晋恭帝元熙二年(420年)刘裕废晋帝自立，以宋代晋。

原文为：隐居会稽东山，年逾四十复出为桓温司马，累迁中书、司徒等要职，晋室赖以转危为安。

苏轼去过中国哪些地方？

苏轼去过中国哪些地方？用他的诗来回答：身行万里半天下！

“问汝平生功业，黄州惠州儋州”，很多人知道苏轼被贬三次；却不知他：“三入承明，四至九卿，问书生、何辱何荣”。苏轼一生八典名郡，先后曾任密州、徐州、登州、湖州、杭州、颍州、扬州、定州等八州太守，都是地方一把手，政绩显着，在朝廷也是翰林学士、皇帝侍读，最高时官至礼部尚书，从年轻时来京师应试开始，其实他在东京汴梁呆的时间最长。

苏轼的一生所经之地，可分为成长期、出仕期、贬谪期几个阶段，他出生在今天的四川眉山，在四川的活动不外乎眉州、成都、雅州等地。

第一次出川：

宋仁宗嘉佑元年(1056)丙申，苏轼二十一岁。他和弟弟苏辙随父亲出川，进京赶考。

出发自成都，走陆路、沿蜀道出川，过剑门、郿县、长安、渑池，至汴京。

嘉佑二年(1057)丁酉，六月初，得母亲去世消息，三苏父子父子安原路仓皇返蜀。

第二次出川：

嘉佑四年(1059)十月，苏洵携子苏轼及轼妻王弗、子迈、乳母任采莲，苏辙及辙妻史氏、乳母杨金蝉，一同赴京。本次路途顺岷江、长江而下江陵，再转陆路，北上汴京。

水路经嘉州、戎州、泸州、恭州、涪州、忠州、万州、云安军、夔州、归州、峡州，抵江陵，转陆路北上，过荆门军，经襄阳、唐州、汝州、颍昌府、开封府，至京城。

苏轼《南行前集叙》云：「己亥之岁，侍行适楚，舟中无事，博弈饮酒，非所以为闺门之欢，而山川之秀美，风俗之朴陋，贤人君子之遗迹，与凡耳目之所接者，杂然有触于中，而发于咏叹。盖家君之作与弟辙之文皆在，凡一百篇，谓之《南行集》。将以识一时之事，为他日之所寻绎，且以为得于谈笑之间，而非勉强所为之文也。时十二月八日，江陵驿书。」

嘉佑六年(1061)辛丑，苏轼二十六岁。在北宋首都东京，八月，仁宗御崇政殿，试苏轼等。殿试后，苏轼入三等；苏辙入四等。

十一月，离京师签书凤翔府判官。

十一月十九日，与弟弟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

苏轼《辛丑十一月十九日，既与子由别于郑州西门之外，马上赋诗一篇寄之》诗云：

「不饮胡为醉兀兀，此心已逐归鞍发。归人犹自念庭闱，今我何以慰寂寞。登高回首坡垄隔，但见乌帽出覆没。」

苏轼《诗集》卷三《和子由渑池怀旧》诗云：「人生到处知何似？应似飞鸿踏雪泥。泥上偶然留指爪，鸿飞那复计东西。老僧巳死成新塔，坏壁无由见旧题。往日﨑岖还记否，路长人困蹇驴嘶。」

在凤翔，曾游长安、终南山、太白山等今陕西多处地方。

宋英宗治平元年(1064)甲辰，苏轼二十九岁。岁末罢签书凤翔府节度判官厅公事任。

苏轼此次回京，仍依来时路程，也就是当时主要官道，自凤翔至长安，再往东行至汴京。

治平二年(1065)五月丁亥，苏轼之妻王氏，卒于京师。

治平三年(1066)丙午，苏轼三十一岁。苏轼在京，直史馆任。四月戊申(二十五日)，苏洵卒。

苏轼与苏辙约于六月下旬，扶父柩、携妻柩返乡归葬，上特敕有司具舟载其丧归蜀。此次回乡，自汴河南下，于楚州循运河下至扬州瓜洲渡，入长江，逆行至川，在今宜宾，转岷江上行，过乐山至眉山家乡。

宋神宗熙宁元年(1068)戊申，苏轼三十三岁。或于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动身离开眉山，北行过秦岭路线出蜀。

苏轼此次出蜀至京，亦采宋代当时最便捷道路，北上过剑门官、益昌，越秦岭，过凤翔，东去长安，沿古驿道至汴京。大约于熙宁元年(1068)十一月底、十二月初出发。十二月底至长安，在长安稍歇晤友后，再往东行，约于熙宁二年(1069)二月初抵汴京。全程约1500公里。此次出蜀，为苏轼、苏辙最后一次出蜀，至此再也未能回乡。

熙宁四年(1071) 辛亥，苏轼三十六岁。七月上旬，苏轼离京赴杭州通判任，过陈州、颍州，九月底出颍，顺颍河南下，转淮河向东，过泗洲、洪泽湖，至楚州，再顺运河南下，至扬州，再过长江，续往南行。苏轼出扬州，至瓜洲渡过长江，至长江南岸之润洲(今镇江)，过苏州，熙宁四年(1071)十月二十八日，到杭州。

熙宁六年(1073)癸丑，轼三十八岁。十月，再以转运司檄，往常、润、苏、秀赈饥。

施宿《东坡先生年谱》载：「冬，以转运司檄，往常、润、苏、秀赈饥民。」所指地区乃常州、润洲(镇江)、苏州、秀州(嘉兴)等地。宋代，无锡、宜兴均归属常州所管辖。

熙宁七年(1074)甲寅，轼三十九岁。九月，移知密州。

傅藻《东坡纪年录》载：「九月，移知密州。十月，赴密州早行。十一月三日到任。」施宿《苏东坡年谱》载：「是岁六月，始自常润还。九月，差知密州。」苏辙谓：「兄轼以辙之在济南也，求为东州首，得请高密。」子瞻、子由兄弟感情甚深，子瞻欲接近子由，后得请高密，即密州。苏轼约于九月下旬离杭，总计路程约计五十日左右，行程距离约近800公里，其中水陆约计480公里，陆路约计320公里。

熙宁九年(1076)丙辰，十月中旬，苏轼知河中府诰下；十二月，苏轼罢密州。

熙宁十年(1077)二月癸巳(12日)，苏轼行至郓州，改知徐州。至汴京城北，知徐州诰下，时不得入国门，乃寓居城外范镇之东园。四月二十一日，到徐州任。元丰二年(1079)己末，二月底、三月初，罢徐州，以祠部员外郎、直史馆知湖州军州事。或于月中离徐，往南都。苏轼在徐州任职时间，共计一年又十个月余。

苏轼知湖，于元丰二年(1079)二月下旬或三月初离开徐州，先转南都会见子由，再顺汴水、运河直下湖州，于四月二十日到湖州任。

元丰二年(1079)己未，苏轼四十四岁，苏轼于湖州任太守。

七月纪事，中使皇甫遵到湖州勾至御史台。走太湖，过江，至扬州，过宿州，经汴堤，入京师大狱。

十二月庚申(26日)，责授苏轼水部员外郎、黄州团练副史、本州岛安置，不得签书公事。

苏轼出狱后被贬黄州，元丰三年(1080)正月初一日离京，二月一日到黄州。

苏轼被贬黄州，停留与居住黄州期间约四年有余，在此期间苏轼从四十五岁过到四十九岁，贫困缠身，几次换居，并在东坡土地躬耕而食。黄州临大江，江滨矶石险峻，苏轼悠游于此种情境，创作出了包括前后《赤壁赋》、《寒食雨》、《定风波》、《念奴娇》等名诗、词、赋等。此乃千年巅峰作品，在中国文学史上早已成为不朽巨著。

元丰七年(1084)，四十九岁。三月，移汝州团练副使。

离黄至江州，游庐山，至筠州探望弟辙，

苏轼《石钟山记》文云：「元丰七年六月丁丑(初九)，余自齐安舟行适临汝，而长子迈将赴饶之德兴尉，送之至湖口，因得观所谓石钟者。寺僧使小童持斧，于乱石间择其一二，扣之硿硿焉，余固笑而不信也。」

苏轼约于六月初，离开江州，顺长江东北流，过湖口、彭择、池州，六月二十三日至芜湖。七月初，舟行至当涂。

苏轼约于七月初至金陵，依各类文献资料，苏轼曾经去过的地方包括：赏心亭、白鹭亭、蒋山(即今钟山)、秦淮河、天庆观(即今朝天宫)。妾朝云所生子遯于七月二十八日，病亡于金陵。

《曲洧旧闻‧东坡过金陵晤荆公》载：「东坡自黄徙汝，过金陵，荆公野服乘驴谒于舟次。东坡不冠而迎，揖曰：『轼今日敢以野服见大丞相。』荆公笑曰：『礼岂为我辈设哉？』东坡曰：『轼亦自知相公门下用轼不着。』荆公无语，乃相招游蒋山。

苏轼《次荆公韵四绝》其三云：「骑驴渺渺入荒陂，想见先生未病时。劝我试求三亩宅，从公已觉十年迟。」七月作于金陵，安石劝苏轼买地于金陵。

苏轼于元丰八年(1085)正月十九日已至南都。元丰八年(1085)三月六日，在南京闻先帝遗诏。神宗卒，哲宗即位。苏轼或于二、三月接获恩准，得居住常州。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三百五十六》元丰八年(1085)乙丑五月戊戍(六)日纪事：「复朝奉郎、知登州。」

(宋)傅藻《东坡纪年录》元丰八年(1085)十月纪事：「十月十五日到登州，二十日召为礼部员外郎。」

苏轼于九月时已抵涟水，过海州、怀仁，十月后抵今山东境内，过常山、密州等地，元丰八年(1085)十月十五日，苏轼至登州任。然于十月二十日召为礼部员外郎。约于十一月七日以后即离登赴汴京。

苏轼自元丰七年(1084)年四月上旬离开黄州，至元丰八年(1085)十月十五日到达登州，总计时间约计十五个月余，直线行走路程超过3000公里，其间数度徘回于长江、运河之间。苏轼此次得以游山玩水，先后上过庐山，舟过鄱阳湖，到筠州见过子由。

苏轼约于元丰八年(1085)十二月中下旬自登州返京，元佑四年(1089)四月中下旬出京赴杭州任。此次苏轼在京停留时间约计四年，为苏轼一生中，在京城任职最长久的一次。

苏轼于元佑四年(1089)四月中下旬自汴京出发，至杭州就任太守，于当年七月三日到杭州任。元佑六年(1091)三月中旬离杭返京任职。苏轼此次在杭州任职时间总计约为一年又八个月余。熙宁四年(1071)至熙宁七年(1074)，苏轼第一次任杭倅为期间约计两年又十个月；以上，苏轼任职杭州加总时间约为四年又六个月，乃苏轼在同一地任职最长久的时间。

施宿《东坡先生年谱》元佑四年(1089)纪事：「四月，出京。五月，过南京。徐州教授陈师道履常，先生在朝所荐士也，托疾谒告，出境来见，同舟东下，至宿而归。履常后除太学博士，卒于此为言者论罢之。六月，过湖......七月，至杭。」

元佑六年(1091)闰八月初，苏轼出京顺蔡河、颍河赴颍，于当年闰八月十三日过陈州。闰八月二十二日到达颍州赴任。元佑七年(1092)三月初离颍赴扬州任，三月十二日抵达泗州，三月二十六日，到扬州任。八月底，苏轼罢离扬州，先至宜兴，再经运河、汴河回京。苏轼知颍并在颍州停留时间约计七个月余；知扬并在扬州停留时间约计四个月出头。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四百七十五》元佑七年(1092)壬申秋七月癸卯纪事：「龙图阁学士苏轼为兵部尚书、充卤簿使。」

本次进京，为苏轼第八次进京，也是最后一次进京。概括苏轼一生官职，在京城时间加总最长。

元佑八年(1093)九月二十六日，苏轼朝辞赴定州。十月二十三日，到定州任。绍圣元年(1094)四月壬子（11日），苏轼受虞策、吕惠卿、来之邵等人之诬陷，落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依前左朝奉郎知英州。闰四月三日，除命下，罢定州任，责知英州，后即行南迁。苏轼在定州任内，总计约为六个月余。

绍圣元年(1094)甲戍，轼五十九岁，知定州边疆。闰四月三日，除命下，罢定州任，责知英州。六月甲戍(初五日)，来之邵等疏苏轼诋斥先朝，诏谪惠州。时，轼行至仪真。

轼诗《迁居》并引：「吾绍圣元年十月二日，至惠州，寓居合江楼。是月十八日，迁于嘉佑寺。二年三月十九日，复迁于合江楼。三年四月二十日，复归于嘉佑寺。时方卜筑白鹤峯之上，新居成，庶几其少安乎？」

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七日，得琼州别驾、昌化军安置诰命。四月十九日随即离惠州。苏轼贬惠时间，总计约为两年五个半月。

苏轼于绍圣四年(1097)四月十九日后离开惠州，当年七月二日抵昌化军(儋州)，行程距离约1100百公里，旅程约计两个月又十日余，所行路线包括雷州半岛至海南岛的海路陆程。

苏轼在儋州期间，总计约三年。在苏轼一生中，也算是停留时间较长之地。

元符三年(1100)六月初离开儋州贬地，往北行，经雷州半岛，七月四日至廉州，先于廉州就任，近两月后，有新旨，告命下，授舒州团练副使、永州安置。八月二十八日，离开廉州，再顺南流江、北流江北上藤州，循西江往东行，至广州。十一月初一日，授苏轼朝奉郎、提举成都府玉局观、外州军任便居住。苏轼再转北，逆北江上行过英州、韶州、南雄州，出陆后，过大瘐岭，至赣州，再顺赣江下行北通长江，过金陵，歇真州，原欲往颍昌随苏辙居住，然病起，旋自润州南下，往常州去，此时病已近危，在常先僦屋居住。徽宗建中靖国元年(1101)辛巳，或于七月初抵常，七月二十八日，殁于常州孙氏公馆(今称藤花旧馆)。次年，移灵至河南郏县。后子由逝，葬其侧。元朝时，另立苏洵坟，统称三苏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