豫让刺赵襄子(中国古代真的有大侠吗)

豫让刺赵襄子，中国古代真的有大侠吗？

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

侠客在中国古代的历史上也是由来已久，最早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的刺客。法家思想中也将大侠视为社会的不安定因素，被列为“五蠹”之一，意为社会的害虫。到了西汉时期，侠客正式作为一个固定称呼来对应一个特殊的群体。司马迁在史记当中就有游侠列传，当中主要记载了朱家、剧孟、郭解等人的事迹。在司马迁的笔下，颂扬了游侠言必信行必果，守信重义，不惧生死，扶危济困的品德。

西汉时期的游侠主要是究其品格而言的，他们和一般意义上认为的恶势力是截然不同的。司马迁也直言，游侠和当时在民间的强盗是不一样的，侠客的精神品质是远胜于强盗的。游侠当中有些散尽家财，扶危济困。比如朱家，他在秦末乱世中积极营救接纳各方豪杰，以至于家财耗尽，自己只能吃糠咽菜，可是社会上没有任何人轻视他，连季布这样的将军都受过他的活命之恩，但季布发达后，朱家却再也没有见他。

郭解也是西汉有名的游侠，他年轻的时候武功很好，经常快意恩仇，杀了很多人，被抓后却往往能遇到大赦，可以说运气非常好。等到郭解年龄大了后就开始检点自己的行为，开始以怨报德，施恩于周围的人，并且不指望别人报答自己。郭解姐姐的儿子作恶被人杀死，郭解却放过了仇人，这一行为更是赢得了周围人的赞颂。

游侠自己的声望很高，周围总有一些人仰慕依附，甚至为了游侠不惜去做违法犯罪的事情。郭解身边就存在这种情况：汉武帝元朔二年，朝廷要把各地的富户迁往茂陵（武帝的陵墓周围）居住，郭解本不符合迁转标准。但当地官吏害怕，希望郭解尽快迁走。卫青就向皇上说：“郭解很穷，不符合迁移的标准。”但是皇上说：“一个百姓竟可以让将军为他说话，可见他家不穷。”郭解因此被迁徙到茂陵居住。郭解哥哥的儿子怀恨在心，因此砍掉了始作俑者县吏杨季主的头。杨季主的家人上书告状，郭解的追随者又把告状的人在宫门下给杀了。皇帝大怒，立刻捉拿郭解。最后，郭解因为“平民身份行侠弄权”的罪名全家被杀。

综上可知，侠客是游离在社会秩序边缘的特殊群体，他们虽然守信重义，但是依然对于国家的秩序产生破坏性。最主要的问题就是在于他们依旧是平民的身份，却行使着非常大的权限，可以凌驾于国家法律之上，这也是法家厌恶游侠的最重要原因。

文：经典守望者

欢迎下方评论，如有不足之处，还望指正

历史上四大刺客是谁？

司马迁在他的《史记·刺客列传》里，将曹沫、专诸、聂政、豫让、荆轲列为“五大刺客”。不过曹沫的行为属于劫持，所以后人一般不认为曹沫是刺客。而没有被司马迁列入的要离，其事迹的精彩与悲壮程度，一点都不亚于其他四位。

专诸

刺杀对象：吴王僚▏难度系数：4▏行刺计划：5▏悲壮程度：4▏行刺结果：成功

专诸是春秋吴国人，居住在今天的南京，以屠夫为业，受到伍子胥赏识并被推荐给公子光。

公子光想要专诸刺杀谁呢？他的堂弟吴王僚。原来公子光的父亲诸樊在位期间，非常喜欢幼弟季札，于是临终前留下遗令：王位采取兄终弟及的方式，直到传给季札。

诸樊死后，传位给余祭，余祭死后，传位给夷，夷死后，要传给季札。可季札对王位没兴趣，人家扭身跑了。“兄终弟及”的传位方式，最终还是要传给下一代的，按规矩季札拒绝接受，就应该由公子光继承王位，可吴王夷的儿子僚很不客气，擅自从老爸手上接过王冠，自立为吴王。

公子光眼巴巴多等了二十一年，结果竹篮打水一场空，心中的愤怒可想而知。你不仁我就不义，从那时候开始，公子光就在暗中网罗刺客。

专诸全家受到了公子光的厚待，可他是个孝子，老母在世他不能舍身。老人家得知实情后竟然自杀，为专诸排除后顾之忧，古人对“义”的执著，真是不分男女，无论老幼。

为了接近对象，专诸瞄准了吴王僚的喜好——鱼炙，他拜师名师太湖公，花了三年时间练就了一身烹饪太湖鱼的好手艺。人一旦有嗜好，就必然留给别人可乘之机，谨慎啊！

公子光在地下室提前埋伏死士，邀请吴王僚来府上尝鲜。吴王僚虽然担心自己的安全，可抵挡不住美味的诱惑，他身着三层软甲，沿途布满护卫，拿出拼死吃河豚的劲头，一头扎进公子光的陷阱。

酒过三巡菜过五味，大菜隆重登场。专诸被脱光上衣，在两名卫士的近身夹送之下，双手端着盘子向吴王僚步步靠近。

吴王僚做梦也没想到，他垂涎欲滴的鱼炙里，竟然藏着一柄锋利的“鱼肠剑”。在电光火石之间，专诸抽出剑狠狠刺向吴王僚的胸膛，三层软甲瞬间被刺透。

吴王僚死了，清醒过来的卫士们一拥而上，将专诸剁成了肉泥。公子光如愿以偿夺回了王位，他就是吴王阖闾。

聂政

刺杀对象：韩侠累▏难度系数：3▏行刺计划：3▏悲壮程度：5▏行刺结果：成功

聂政本是魏国人，因为躲避仇家追杀，携老母和姐姐逃往齐地，靠屠狗为生。某一天家里来了一位贵客——韩国前宰相严仲子，这位严贵人很殷勤，每次来都带来大量礼物和重金，对聂母行以大礼。

原来，严仲子与韩国另一位权贵韩侠累争权，结果失败了，被迫过上了流亡生活，为了复仇，他希望聂政充当刺客，帮他杀掉韩侠累。

跟公子光不同，严仲子“运气”相当好，聂母不久去世了，他帮聂政料理完后事，又将聂政的姐姐聂嫈出嫁。无所羁绊的聂政抖抖衣袖，开始了他的报恩行动。

聂政的行刺很“粗暴”，他凭借高超的武艺，直闯相府，面对堂上的护卫，他的剑上下翻飞，顷刻间就穿透韩侠累的胸膛。

直到此刻，韩府所有的卫士才全部赶到，将聂政团团围住。聂政自知无法脱身，他从容不迫地倒转剑锋，将自己的脸划得血肉模糊，又剜掉自己的双眼，最后剖腹自杀！

这一系列的动作，让卫士们看得双腿颤栗，无人敢靠近。韩侠累死了，刺客面目全非，没人知道他的身份。韩王大怒，将聂政暴尸街头，悬重金让人辨认刺客身份。

消息传到聂嫈耳朵里，她放声大哭：此人一定是我弟弟！于是她不顾劝阻，毅然赶往现场。果然是弟弟，聂嫈抱着聂政的躯体放声大哭。现场有人劝她，傻姑娘，赶紧走，否则你必然受到牵连。

聂嫈哭着说：聂政替严仲子当刺客，是“士为知己者死”，他毁容而死，就是怕连累我，我怎么能因为顾惜自己的命，埋没了他的英名呢？

说罢，这位女中豪杰举刀自杀于聂政身边！

豫让

刺杀对象：赵襄子▏难度系数：4▏行刺计划：4▏悲壮程度：5▏行刺结果：失败

豫让是晋国大佬智伯的门客，智氏被赵、韩、魏三家击败，智伯被杀，头颅被赵襄子做成了酒壶，由此豫让开始了他艰辛的替主复仇之路。

豫让曾经混进了赵襄子家的厕所，可赵襄子进厕所前心有预感，搜出了豫让。赵襄子感念豫让的忠心，释放了豫让。

赵襄子的宽容，没有阻止豫让的复仇。为了不让人认出他，豫让以油漆涂身，把自己搞得浑身溃烂；又口吞碳火，把嗓子搞哑，他把自己化妆成乞丐，走到大街上连老婆都认不出来他！

有一天豫让得知赵襄子要出门，提前埋伏在他必经的一座桥下，准备车驾经过时发起致命一击。这位赵襄子有如神助，车刚到桥头，他的马就停足不前，嘶鸣不已。

警惕性非常高的赵襄子立刻让人搜索桥下，再次抓获了豫让。赵襄子虽然惜才，也断然不会允许异己分子的存在。豫让自知难逃一死，他向赵襄子提出一个要求：借他的衣服让自己刺杀，以向九泉下的智伯表明自己已经尽力了。

赵襄子非常大气地脱下外衣递给豫让，豫让“斩衣三跃”，高呼“我可以到地下见智伯了”，然后伏剑自杀。

荆轲

刺杀对象：秦王政▏难度系数：5▏行刺计划：5▏悲壮程度：3▏行刺结果：失败

荆轲刺秦的故事打击耳熟能详，略过。

要离

刺杀对象：庆忌▏难度系数：4▏行刺计划：4▏悲壮程度：5▏行刺结果：成功

要离与专诸生活在同时代，还都是吴国人，是一名职业刺客，他的父亲就以此为职业。

说起来要离的故事正好是专诸的续集。吴王僚死后，他的儿子庆忌逃往卫国，在那里积蓄了很强的力量，准备发兵回国向阖闾复仇夺位。

又是伍子胥，向阖闾推荐了一名刺客——要离。要离说：庆忌此人忌惮心强，不容易接近，您可以杀了我的妻儿，斩断我的胳膊，这样他就能相信我了。

就这样双方“周瑜打黄盖”，在朝堂上演了一出戏，“愤怒”的阖闾将要离砍断胳膊。要离“逃跑”后，阖闾又处死了要离的妻儿。

果然庆忌上当了，不光接纳了要离，还视之为心腹。在要离的不断怂恿下，庆忌决定起兵伐吴。大军乘船一路南下，庆忌满怀憧憬地立于船头，陪伴在身边的是要离。

没错，是要离，手持利刃的要离！他趁庆忌毫无防备之下，突然给对方来了个透心凉！

护卫们反应过来，迅速控制住了要离，并准备杀了他。庆忌却做出了一个令人震惊的举动，他说：要离也是一位勇士，杀了他一天之内就死了两位勇士，放了他吧！说完庆忌失血过多而亡！

《吴氏春秋》记载，要离走到半途再也不肯前行，他对随从说：我是个不仁不义的人，哪还有脸面活在世上！说完跳江自杀。

随从们七手八脚，把他从河里救上来，他们劝说要离：大哥啊，回到吴国高官厚禄等着你哩，干嘛这么想不开呢？

要离叹气：我杀庆忌难道是为了高官厚禄？说完，他自断手足，伏剑而死！

司马迁为何要替刺客单独立传？我认为这是对一种逝去的精神的呼唤！

这五位刺客的做法，不光在今天，即便是司马迁所在的西汉初年，已经变得难以理解，他们的行为常常受到指责：为了一个所谓的“义”，轻生舍命，甚至牺牲家人，这么做到底值不值得？到底是对是错？

比如要离，他在实现自己的“义”的同时，却牺牲了妻儿的性命，妻儿凭什么被当作了别人的垫脚石？“义士”们所追求的义，到底是满足了国家大义还是个人的小义？比如荆轲、豫让，他们的行为难道不是在逆历史潮流？

所谓“值得”和“不值得”，本质上就是“利的权衡”问题，就是因为这种复杂的“利”的介入，让纯粹的“义”变得“不干净”，所以春秋以后，“义”变成了稀缺品。

有学者曾说“春秋之后无义士”，大概司马公也是怀着无比沉重的心情，来书写这部《刺客列传》的吧。

论忠义译文？

卷五·论忠义

冯立，武德中为东宫率，甚被隐太子亲遇。太子之死也，左右多逃散，立叹曰：“岂有生受其恩，而死逃其难!”于是率兵犯玄武门，苦战，杀屯营将军敬君弘。谓其徒曰：“微以报太子矣。”遂解兵遁于野。俄而来请罪，太宗数之曰：“汝昨者出兵来战，大杀伤吾兵，将何以逃死?”立饮泣而对曰：“立出身事主，期之效命，当战之日，无所顾惮。”因歔欷悲不自胜，太宗慰勉之，授左屯卫中郎将。立谓所亲曰：“逢莫大之恩幸而获免，终当以死奉答。”未几，突厥至便桥，率数百骑与虏战于咸阳，杀获甚众，所向皆披靡，太宗闻而嘉叹之。时有齐王元吉府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立合军拒战，及杀敬君弘、中郎将吕衡，王师不振，秦府护军尉尉迟敬德乃持元吉首以示之，叔方下马号泣，拜辞而遁。明日出首，太宗曰：“义士也。”命释之，授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尝从容言及隋亡之事，慨然叹曰：“姚思廉不惧兵刃，以明大节，求诸古人，亦何以加也!”思廉时在洛阳，因寄物三百段，并遗其书曰：“想卿忠节之风，故有斯赠。”初，大业末，思廉为隋代王侑侍读，及义旗克京城时，代王府僚多骇散，惟思廉侍王，不离其侧。兵士将升殿，思廉厉声谓曰：“唐公举义兵，本匡王室，卿等不宜无礼于王!”众服其言，于是稍却，布列阶下。须臾，高祖至，闻而义之，许其扶代王侑至顺阳閤下，思廉泣拜而去。见者咸叹曰：“忠烈之士，仁者有勇，此之谓乎!”

贞观二年，将葬故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征与黄门侍郎王珪请预陪送。上表曰：“臣等昔受命太上，委质东宫，出入龙楼，垂将一纪。前宫结衅宗社，得罪人神，臣等不能死亡，甘从夷戮，负其罪戾，置录周行，徒竭生涯，将何上报?陛下德光四海，道冠前王，陟冈有感，追怀棠棣，明社稷之大义，申骨肉之深恩，卜葬二王，远期有日。臣等永惟畴昔，忝曰旧臣，丧君有君，虽展事君之礼;宿草将列，未申送往之哀。瞻望九原，义深凡百，望于葬日，送至墓所。”太宗义而许之，于是宫府旧僚吏，尽令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谓侍臣曰：“忠臣烈士，何代无之，公等知隋朝谁为忠贞?”王珪曰：“臣闻太常丞元善达在京留守，见群贼纵横，遂转骑远诣江都，谏炀帝，令还京师。既不受其言，后更涕泣极谏，炀帝怒，乃远使追兵，身死瘴疠之地。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宿卫， 宇文化及起逆， 盛惟一身，抗拒而死。”太宗曰：“屈突通为隋将，共国家战于潼关，闻京城陷，乃引兵东走。义兵追及于桃林，朕遣其家人往招慰，遽杀其奴。又遣其子往，乃云：‘我蒙隋家驱使，已事两帝，今者吾死节之秋，汝旧于我家为父子，今则于我家为仇雠。’因射之，其子避走，所领士卒多溃散。通惟一身，向东南恸哭尽哀，曰：‘臣荷国恩，任当将帅，智力俱尽，致此败亡，非臣不竭诚于国。’言尽，追兵擒之。太上皇授其官，每托疾固辞。此之忠节，足可嘉尚。”因敕所司，采访大业中直谏被诛者子孙闻奏。

贞观六年，授左光禄大夫陈叔达礼部尚书，因谓曰：“武德中，公曾进直言于太上皇，明朕有克定大功，不可黜退云。朕本性刚烈，若有抑挫，恐不胜忧愤，以致疾毙之危。今赏公忠謇，有此迁授。”叔达对曰：“臣以隋氏父子自相诛戮，以致灭亡，岂容目睹覆车，不改前辙?臣所以竭诚进谏。”太宗曰：“朕知公非独为朕一人，实为社稷之计。”

贞观八年，先是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慎闻，及身殁后，其家卖珠。太宗闻之，乃宣于朝曰：“此人生平，宰相皆言其清，今日既然，所举者岂得无罪?必当深理之，不可舍也。”侍中魏征承间言曰：“陛下生平言此人浊，未见受财之所，今闻其卖珠，将罪举者，臣不知所谓。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贞慎守，终始不渝，屈突通、张道源而已。通子三人来选，有一匹羸马，道源儿子不能存立，未见一言及之。今弘节为国立功，前后大蒙赏赉，居官殁后，不言贪残，妻子卖珠，未为有罪。审其清者，无所存问，疑其浊者，旁责举人，虽云疾恶不疑，是亦好善不笃。臣窃思度，未见其可，恐有识闻之，必生横议。”太宗抚掌曰：“造次不思，遂有此语，方知谈不容易。并勿问之。其屈突通、张道源儿子，宜各与一官。”

贞观八年，太宗将发诸道黜陟使，畿内道未有其人，太宗亲定，问于房玄龄等曰：“此道事最重，谁可充使?”右仆射李靖曰：“畿内事大，非魏征莫可。”太宗作色曰：“朕今欲向九成宫，亦非小，宁可遣魏征出使?朕每行不欲与其相离者，适为其见朕是非得失。公等能正朕不?何因辄有所言，大非道理。”乃即令李靖充使。

贞观九年，萧瑀为尚书左仆射。尝因宴集，太宗谓房玄龄曰：“武德六年已后，太上皇有废立之心，我当此日，不为兄弟所容，实有功高不赏之惧。萧瑀不可以厚利诱之，不可以刑戮惧之，真社稷臣也。”乃赐诗曰：“疾风知劲草，板荡识诚臣。”瑀拜谢曰：“臣特蒙诫训，许臣以忠谅，虽死之日，犹生之年。”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伤其以忠非命，亲为文以祭之。房玄龄进曰：“杨震虽当年夭枉，数百年后方遇圣明，停舆驻跸，亲降神作，可谓虽死犹生，没而不朽。不觉助伯起幸赖欣跃于九泉之下矣。伏读天文，且感且慰，凡百君子，焉敢不勖励名节，知为善之有效!”

贞观十一年，太宗谓侍臣曰：“狄人杀卫懿公，尽食其肉，独留其肝。懿公之臣弘演呼天大哭，自出其肝，而内懿公之肝于其腹中。今觅此人，恐不可得。”特进魏征对曰：“昔豫让为智伯报仇，欲刺赵襄子，襄子执而获之，谓之曰：‘子昔事范、中行氏乎?智伯尽灭之，子乃委质智伯，不为报仇;今即为智伯报仇，何也?’让答曰：‘臣昔事范、中行，范、中行以众人遇我，我以众人报之。智伯以国士遇我，我以国士报之。’在君礼之而已。亦何谓无人焉?”

贞观十二年，太宗幸蒲州，因诏曰：“隋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往在大业，受任河东，固守忠义，克终臣节。虽桀犬吠尧，有乖倒戈之志，疾风劲草，实表岁寒之心。爰践兹境，追怀往事，宜锡宠命，以申劝奖。可追赠蒲州刺史，仍访其子孙以闻。”

贞观十二年，太宗谓中书侍郎岑文本曰：“梁、陈名臣，有谁可称?复有子弟堪招引否?”文本奏言：‘隋师入陈，百司奔散，莫有留者，惟尚书仆射袁宪独在其主之傍。王世充将受隋禅，群僚表请劝进，宪子国子司业承家，托疾独不署名。此之父子，足称忠烈。承家弟承序，今为建昌令，清贞雅操，实继先风。”由是召拜晋王友，兼令侍读，寻授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诏曰：“朕听朝之暇，观前史，每览前贤佐时，忠臣徇国，何尝不想见其人，废书钦叹!至于近代以来，年岁非远，然其胤绪，或当见存，纵未能显加旌表，无容弃之遐裔。其周、隋二代名臣及忠节子孙，有贞观已来犯罪配流者，宜令所司具录奏闻。”于是多从矜宥。

贞观十九年，太宗攻辽东安市城，高丽人众皆死战，诏令耨萨延寿、惠真等降，众止其城下以招之，城中坚守不动。每见帝幡旗，必乘城鼓噪。帝怒甚，诏江夏王道宗筑土山，以攻其城，竟不能克。太宗将旋师，嘉安市城主坚守臣节，赐绢三百匹，以劝励事君者。

译文

冯立，唐武德年间东宫统帅，深受太子李建成的厚待，太子死后，他以前的随从有很多都逃走了，冯立感叹道：哪有在太子活着的时候受他的恩惠，太子死了各自逃走避难的道理?于是率兵在玄武门与秦王李世民的军队苦战，杀死屯营将军敬君弘，然后对手下随从说：“只有以这些微不足道的事来报答太子了。”然后解散军队躲藏起来，第二天，冯立面见太宗李世民请罪，太宗对他说：“你昨天带兵来和我的军队战斗，使我的军队受到严重的损失，你如何能够逃过这项死罪?”冯立哭着回答：“我冯立生来侍奉太子，希望能够为他卖命，所以当时战斗的时候，我没有顾忌太多。”说完悲痛不已，太宗好言安慰他，并封他为左屯卫中郎将，冯立对他的亲信说：“遇到这样大的罪过却免于一死，我一定要以死报答圣上。”不多久，突厥攻打便桥，冯立率一百余名骑兵与突厥兵大战于咸阳，杀死突厥兵许多人，所到之处无人能敌，太宗听说后大加赞叹。当时，齐王李元吉府上左车骑谢叔方率府兵与冯立一同作战，等敬君弘、中郎将吕衡被杀，士气低沉，秦王府护军军尉尉迟恭杀死李元吉并拿着李元吉的人头让谢叔方看，谢叔方下马大哭，离开了军队逃走了，第二天便自首了，太宗说：“谢叔方真是仁义。”命令左右释放谢叔方，并封他为右翊卫郎将。

贞观元年，太宗曾经谈论到隋朝灭亡的事情，感慨地说：“姚思廉不顾及生命危亡，用来表明臣子应有的节操，即使拿古人与他相比，也没有人能超过他。”当时姚思廉正在洛阳，太宗寄给他三百段丝帛，并写了一封信：“想着你忠孝大节的风骨，因此有这些馈赠。”隋朝末年，姚思廉担任隋代王侑的侍读，到义军攻克京城时，代王府的许多幕僚都逃散了。只有姚思廉侍奉代王，不离左右。兵士要到殿上捉拿代王，思廉严厉地叫道：“唐公举义兵，本意在于匡复王室，你等在代王面前不得无礼!”众人敬服他的言行，稍稍退却后排列在殿堂的台阶下。没过多久，高祖来了，听了别人的讲述后认为他很忠义，允许他扶代王侑到顺阳阁，思廉哭泣着拜谢而去。看到这事的人都感叹地说：“真是忠义刚烈的人啊!人们说仁义的人有勇气，不就是说他吗?”

贞观二年，唐太宗将要埋葬息隐王建成、海陵王元吉，尚书右丞魏徵与黄门侍郎王珪请求陪灵送葬。并向太宗上表说：“我等受命于太上皇，在东宫做事，出入东宫将近十二年。隐太子与皇室中的一些人勾结叛乱，得罪了百姓和神灵，我们都甘愿受罚受死，担负罪过，但却没有如愿。陛下既往不咎，反而赐予官职，臣等怎样报答呢?陛下德义广播，道义超过历代国君，想着过去之情，能够明晓国家大义，展示骨肉间的深情，重新安葬二王。现在离安葬的日子不远了，我们是二王旧臣，旧君死后又侍奉新君，已施行了侍奉新君的礼节，而旧君的坟上长满了野草，万事尽毕，可是我们还没表达送葬的哀思。瞻望墓地，希望在安葬的当天，我们能送二王的灵柩到墓地。”太宗感于魏徵等人的情义，允许了他们。于是太宗下令，凡是二王宫中的官吏都去送葬。

贞观五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忠臣烈士，哪一个朝代没有呢?你们知道隋朝谁是忠孝贞良的人?”王珪说：“我听说太常丞元善达留守京城，见群贼乘机叛乱，于是到江都，向隋炀帝进谏，让他还师京城。炀帝不听劝告，元善达哭着极力劝谏，炀帝大怒，于是派遣他到边塞从军，最后死在瘴疠横行的地方。还有虎贲郎中独孤盛在江都作卫士，当宇文化及起兵叛逆时，独孤盛一人，抗拒而死。”太宗说：“屈突通为隋将，在潼关作战，听说京城陷落，便领兵向东逃窜。当我们的军队追到桃林的时候，我派遣他的家人前去招安，他就杀掉他的家奴。后来我们又派遣他儿子去，他却说：‘我蒙受隋朝任用，已经侍奉两代帝王。现在是我以死保全节的时候，你我过去是父子关系，现在我们是仇敌。’于是拿箭射他儿子，他的儿子只好逃走了。最后他所带领的士兵全都逃走，只剩他一人。屈突通向东南方向大声痛哭着说：‘我承受国恩，担当统帅，智能与力量都用完了，导致今天的失败，不是我对国家不忠诚。’话没说完，我们追上的兵士就擒住了他。太上皇授给他官职，他托病拒绝了。这种忠义操守，足堪嘉奖。”于是下令有关部门，查访在隋炀帝大业年间因敢于直谏而被诛者之子孙，上奏朝廷。

贞观六年，唐太宗加封左光禄大夫陈叔达为礼部尚书，对他说：“武德年间，你曾向太上皇直言进谏，申明我有打败敌人平定疆土的功劳，不可以罢免我。我本性刚烈，如碰到挫折，恐怕承受不起忧愤之情，从而导致疾病终至死亡。今天为了表彰你的忠心正直，所以将升迁你。”陈叔达回答：“我认为隋朝父子自相残害，是导致灭亡的灾祸，我那时怎能容许眼看车要倾覆，而不管后车不改前辙呢?这正是我极力进谏的原因。”太宗说：“我知道你并不是为我一个人，而是为了整个国家大计。”

贞观八年，桂州都督李弘节以清廉谨慎闻名，李弘节死后，他的家里要变卖珠宝。太宗听了这件事，在朝堂上说：“此人在世的时候，宰相都说他清廉，今天既然这样，那么推举他的人怎能没有罪过呢?必须好好地查证一下，不可掉以轻心呀。”侍中魏徵私下对太宗说道：“陛下一直说这个人不清白，但没有看到他接受财物。现在听说他的妻子卖珠宝，又要治他的罪。我不知道这是什么原因。自圣朝以来，为国尽忠，清廉谨慎，自始至终不改的，只不过是屈突通、张道源罢了。突通三个儿子来应选，只有一匹不好的马，张道源的儿子穷得无法维持生计，没有见陛下有一句话涉及这件事。现在弘节为国家立下汗马功劳，前前后后都大受奖赏，弘节死后，并没有什么关于他贪婪的言论，妻子卖掉珠宝首饰，并没有什么罪过。认为一个人清白，就什么都好;怀疑一个人不清白，就连举荐的人都要受到责备，虽然说痛恨邪恶没有什么过错，但是喜欢善行却也不见得深厚。我暗暗思量这种做法，没有见到其中可以值得称道的，我担心有见识的人听到这些事，必然产生许多不好的议论。”太宗听了拍手称赞道：“这是我做事不好，没有思考成熟，说错了话，现在才知道一个人要不说错话也不容易呀，李弘节的事不要过问了。像屈突通、张道源的儿子，都应该各授予一个官职。”

贞观八年，太宗准备派遣各道黜陟使，唯独关内道这个地方没有找到合适的人选，太宗决定亲自确定这方面的人选，太宗问房玄龄：“这个地方的事务最为重要，谁可以担当这个重任。”右仆射李靖说：“关内道的事务重大，只有魏徵才行。”太宗严肃地说：“我要到九成宫，这也不是小事，怎么可以派遣魏徵出使?我每次出行都不想与其分开，实在是为了让他观察我的是非得失。你们能够匡正我的错误吗?为什么说出这样的话来，太没有道理了。”于是命令李靖担任关内道黜陟使。

贞观九年，萧瑀担任尚书左仆射。一次，与一些大臣在一起宴饮时，太宗对房玄龄说：“武德六年以后，太上皇有废立储君的意思。我在这个时候的确功劳很大，却不能够被兄弟们容忍，的确有害怕赏罚不分明的担忧。萧瑀这个人不能用财物引诱他，不能用刑罚威胁他，真是国家的人才啊。”于是赐诗写道：“大风能够知晓劲草的品格，患难能够考验大臣的忠心。”萧瑀拜谢说：“承蒙你的训诫，赞许我的忠贞，我虽死犹生。”

贞观十一年，太宗行至汉太尉杨震墓，为他的忠贞而死于非命感到十分悲伤，亲自撰文祭奠他。房玄龄进言道：“杨震当年死得冤枉，数百年后才遇到英明的圣主，圣主停下高贵的车马，与神一同拜祭他，这真是虽死犹生。他在九泉之下也会感到高兴。拜读陛下的祭文，既感动，又欣慰。凡是有德行节操的君子，怎敢不勉励名节，知道为善终有好报。”

贞观十一年，太宗对侍臣们说：“夷狄杀掉卫懿公，吃掉他身上所有的肉，只留下他的心肝。懿公的臣子弘演呼天抢地的大哭，用刀取出自己的心肝，而把懿公的心肝藏在自己的腹中，今天要找到这类人，恐怕不容易了。”特进魏徵回答说：“古代豫让为智伯报仇，想刺杀赵襄子，襄子抓获了他，对他说：‘你曾经在范氏、中行氏的名下做臣子，可是智伯把他们全杀光了，你于是投身智伯，你不为你的主人报仇;现在却要为智伯报仇，这是为什么呢?’豫让回答说：‘我辅佐范氏和中行氏时，他们像对待普通人那样对待我，所以我用普通人报答人的方法报答他。智伯用对待贤士的礼节对待我，当然我也要以贤士的方式报答他。’这一切都取决于国君对臣子的态度，怎么能说没有这种人呢?”

贞观十二年，太宗游幸蒲州，下诏说：“隋朝已故鹰击郎将尧君素，大业年间受命守护黄河以东的地区，他恪守忠义，尽忠臣节。虽然他明珠暗投，确实违背了弃恶投明的做法，但疾风之中方见劲草，寒冬季节才显松柏。对隋朝来说，毕竟表现出他的一片忠心。现在重蹈旧境，回忆往事，想起来应该给予他奖励。可追封他为蒲州刺史，寻访调查一下他子孙的情况报上来。”

贞观十二年，唐太宗对中书侍郎岑文本说：“梁、陈两朝有名望的大臣，有谁可以值得称道?他们还有子弟可以推荐任用吗?”岑文本启奏道：“隋军攻入陈朝时，陈朝百官逃奔散离，没有留下来的，只有尚书仆射袁宪独自留在他的主子身边。王世充将要接受隋越王杨侗的禅让，百官纷纷上表劝他当皇帝，只有袁宪的儿子国子司业袁承家借口有病未在劝进表上签名。这样的父子，足可称为忠烈。袁承家的弟弟袁承序，现在做建昌县令，为官清廉，情操雅正，真能继承父兄的风骨。”于是召进袁承序任命为晋王友，并叫他陪侍指导晋王读书，不久又升他为弘文馆学士。

贞观十五年，唐太宗下诏说：“我处理朝政的空闲时间，阅读前朝史书，每看到古代的贤臣辅助国家，忠义的臣子以死为国效命，我真恨不得与他们相见，然而只能掩卷叹息!近代以来，时间距离现在还不算久远，我们还可以找到忠臣烈士的子孙加以表彰，就不要有所遗弃。周、隋两代名臣和以忠尽节的臣子的后代，在贞观以后犯了罪被流放发配的，命令负责管辖他们的人把情况整理好报上来。”于是对这些人从轻发落，并予以抚慰。

哪位历史人物只凭一件事就能载入史册？

【谢邀】

太多了吧，近代最应该大力弘扬，却至今研究有些薄弱的，当属——左宗棠！

抬着棺材收复新疆，这一件事就足以载入史册，万古流传。

而且，曾纪泽能与俄国人展开近代史上最硬气的一次外交谈判，也是因为背后有左宗棠的军事做后盾！

不过，当时左宗棠主张对俄作战，李鸿章等人则大加嘲讽！

1、

左宗棠收复新疆，有两大战略最重要！！！

西征大军的“行”“食”异常艰辛。粮食必须大量从内地购买，经过几千公里的荒漠之地运输到驻军之地，运输只能用骆驼。

考虑到物资运输的困难，战线绵亘数千里，运输线容易遭到侵扰甚至被切断，左宗棠决定采用最有效的军事战略“缓进急战”。

如此，一面保证了物资的供应，另一方面也有效地节省了物资。另外考虑到新疆的特殊自然气候，左宗棠有意避开了冰天雪地的冬天和炎热酷暑的夏天，既保证了物资的充分贮备，又保证了军事作战的效率。

事实说明，左宗棠的缓进急战的方针是正确的，是符合现实情况的。我们从左宗棠作战的时间可以看出这一点，从光绪二年六月初一日，到光绪三年十一月二十九日，先后不过一年半的时间。

具体行动是收复北路，从光绪二年六月初一日到九月二十一日，不满四个月收复吐鲁番，从光绪三年三月初一日到十三日，不满半个月收复南路，从光绪三年七月十七日到十一月二十九日，也只有四个半月，真可以说是神速。

再来看左宗棠整个收复新疆的时间，从同治十三年八月，左宗棠奉命筹办西征军队出关粮运，历时一年半在准备从督师肃州到进兵北路，中间相隔两个月从收复北路到进兵吐鲁番，又相隔半年从收复吐鲁番到进兵南路，又是相隔四个月。中间相隔的时间全是在做准备工作。

这一切的准备工作都是为了一个“慎”字，正是有这一切的准备工作才创造了以上那些“神速”奇迹。

阿古柏政权总兵力约6万人，但从其部署来看，大部分驻守在南疆，北疆兵力薄弱。阿古柏的注意力，主要放在达坂城、吐鲁番、托克逊。

左宗棠分析阿古柏兵力“南路贼势，守吐鲁番者拒哈密官军，守达坂城者拒乌垣官军，皆所以护托克逊坚巢也。而达坂、托克逊尤悍贼糜聚之区，贼骑皆多至数千，守御甚固”。

因此，左宗棠根据以上分析决定采取“先北后南”的战略方针。

北疆容易取得，可以挫败敌人气焰，振奋人心。先北后南，这是从总体的战略角度考虑用兵的部署，俄国曾想向东扩大侵略，侵占乌鲁木齐，还放言“埃关内肃清，乌鲁木齐、玛纳斯各城克复之后，即当交还”以搪塞侵占伊犁。

西征首先收复乌鲁木齐，不仅沉重打击俄国推诱归还伊犁，而且为以后收回伊犁扫清障碍。另外，左宗棠在光绪元年回复总理衙门时也讲明了“窃维用兵一事，在先察现夷地势……”“以南北两路而言，北八城广，而南八城狭，北可制南，南不能制北”。

另外从物产方面来考虑，北疆地广土沃，清军控制的古城、巴里坤是粮食储运和采购的基地。

从敌人布兵来讲，北疆的阿古柏势力没有南疆多，易于攻取，鼓舞士气。首攻乌鲁木齐则是因为乌鲁木齐的政治地位，乌鲁木齐是新疆的政治、军事中心，左宗棠从全局和长远考虑，需要乌鲁木齐作为驻军和军储基地“盖不得乌鲁木齐，无驻军之所，贼如纷窜，无以制之，不仅陕甘之忧，即燕晋、内外蒙古将无息肩之日”。

可以说此方针是切合实际的，考虑周全，以后的军事行动正是按着左宗棠预定的方针顺利地进行的，清军先攻占乌鲁木齐，后顺利收复北疆。

2、

在曾纪泽刚到俄国后，俄国人就不断用“出兵”进行威胁恐吓。曾纪泽严正指出“凡各国条约，必侯两国批准方可施行，如今所定之约有难行之处，例可再议”，同时指出凡是有损于中国的条约，中国当然不能应允。

俄方对于曾纪泽的强硬态度恼怒成羞，俄国高级顾问声称他们要“用大炮提要求”，俄方驻华公使布策更是叫嚷不如再打仗合算，大肆玩弄外交讹诈，扬言派使到北京谈判。除此之外，还在伊犁地区增加兵力达一万多，同时在东北边境调遣军队，扬言派兵来华借端挟制，并调拨兵船将封辽海，进犯北京。

对此威胁，曾纪泽回复道“我想中国系一大国，闻此恫喝之言不能再让了”，他并告诫俄方中国不愿有打仗之事，倘不幸而有此事，中国百姓未必不愿一战，中国人坚忍耐劳，纵使一战未必可胜，然中国地方最大，虽数十年，亦能支持。

这是因为，强大的左宗棠大军成为曾纪泽谈判力量的来源。

左宗棠作为西北最高将领，在光绪六年三月初八日上奏《甘督左宗棠奏遵复中俄外交事宜并边防布置情形折》，向清政府详细描画了规复伊犁三路兵力布置大略。

光绪六年春，左宗棠将大营从肃州迁往哈密，决心与俄一战。抵达哈密后，左宗棠一边饬催前敌各路增拨部队迅速到防，加紧戒备，一边为巩固后方计，在古城、巴里坤、木垒河、安西等地增防。

俄国看到自己的军事威胁并没有起多大的作用，左宗棠等将领在边境配合曾纪泽也做好了军事准备，而且俄国需要在中俄沿边屯驻大量军部，耗费巨额经费，还将被迫中断对华贸易，受到更为严重的经济损失。

况且一旦开战，俄方并没有十足地把握，因为同土耳其的战争，当时俄国国内革命运动高涨，沙皇统治不稳，高额战费给俄国经济造成了严重的困难，俄军后勤保障情况很糟。

若米尼在写给俄外交大臣吉尔斯的信中就提到：“请您根据下列情况来考虑和权衡上述一切，避免战争对于我们的重要性，尽快停止目前开支费用的重要性，尽管这些费用将来可以得到补偿…”

3、

当清政府得知崇厚自行签订《里瓦几亚条约》的消息后，朝廷震惊，舆论哗然，同声谴责崇厚卖国罪行，纷纷要求清廷弹勃崇厚，不准签约。

清廷内部因为崇厚的签约引发了一场大争论。

张之洞评价“俄人索之，可为至贪至横崇厚允之，可谓至谬至愚……”。

川督丁宝祯上奏伊犁事件关系大局自请赴俄重新交涉，因为这是在中俄没有战争，而中国没有战败的情况下竟然签订了一个丧权辱国的条约。

李鸿章也在光绪五年十月上奏的《筹议交收伊犁事宜折》里说“在崇厚或因使俄之役以索还伊犁为重，既急欲得地以报命，而他务之利病遂不逞深计，诚未免失之轻率”。

但是，李鸿章却主张接受条约，再设法补救：“惟此次崇厚出使，系奉旨给与全权便宜行事字样，不可谓无立约定议之权。若先允后翻，其曲在我。自古交邻之道，先论曲直，曲在我而侮，必自招用兵之道亦论曲直，曲在我而师必不壮。今日中外交涉，尤不可不自处于有直无曲之地，我既失伊犁而复居不直之名，为各国所讪笑，则所失更多……况日本探听伊犁消息以为诎伸进止若闻俄事不谐，或且伺隙而动，即英法各国修约，恐亦因而生心，是崇厚所定俄约行之，虽有后患，若不允行，后患更函”。

总理衙门想要拒绝批准，又恐俄人有所借口，或从此不还伊犁或再肆意要挟，靡所底止。因此特意指出，左宗棠督办军务，事权归一，尤当统筹全局，权其利害轻重，一并核议，密速具奏。

左宗棠认为中国一让再让，而俄国不以信义为重，虽然归还伊犁，实际上我国仅仅得到一座守不住的空城，伊犁四周俄部环居，官军尽管接受，但对俄防不胜防；而俄方要求的商务，不独夺华商生计，且启蚕食之计；另外俄方要求的广设领事，已经涉及到内地，欲因商务蔓及地方，化中为俄，断不可许。现在如果不及时处理，恐边患更深。

他提出“就事势次第而言，先折之以议论，委婉而用机；次决之以战阵，坚忍而求胜”。

对于左宗棠所主张的武力解决，李鸿章报以讥讽：“左公意在主战，未免不知彼己，不愿后艰。”

对于李鸿章所说的“先允后翻其曲在我”的说法，左宗棠认为，虽然崇厚是以全权大臣的身份签约，但是条约必须经过朝廷御笔批准方能奏效，“事机转圆，全在御批之准驳。以目前边事言之，论理固我所长，论势亦非我所短。只内外坚持定议，询谋金同，钦奉谕旨，以与周旋，则先之口舌，继以兵戎，事无不济”。

春秋战国四大孝子？

没有四大孝子。

原子成名不惜身,肯将孝子换忠臣。 世间尽为贪生误,不及区区老妇人

战国四大刺客有两种说法：一是专诸、聂政、豫让、荆轲。二是专诸、要离、聂政、荆轲。

专诸

春秋时吴国棠邑(今南京市六合区西北)人，吴公子光(即吴王阖闾)欲杀王僚自立，伍子胥把他推荐给公子光。公元前515年，公子光乘吴内部空虚，与专诸密谋，以宴请吴王僚为名，藏匕首于鱼腹之中进献(鱼肠剑)，当场刺杀吴王僚，专诸也被吴王僚的侍卫杀死。公子光自立为王，是为吴王阖闾，乃以专诸之子为卿。

聂政

(公元前276年-公元前397年)，战国时侠客，出生地是韩国轵(今济源东南)，春秋末期，年少时侠义，惹上杀人之罪，带上母亲及其姐窨避居齐国都城临淄，是吴起的好友，聂政待母亡故守孝三年后，忆及严仲子(就是严遂)知遇之恩，一个人带着剑就去了韩都阳翟，以白虹贯日之势，刺杀侠累，就在台阶上，之后被侠累的数十位侍卫抓住。怕连累与自己面貌相似的姐姐荽，之后用剑自己毁容，挖眼、剖腹自杀。他的姐姐在韩市寻认弟弟尸首，伏尸痛哭，撞死在聂政尸前(一说因悲伤过度，暴死于聂政尸前)。

豫让

豫让是晋国人，在三家分晋前曾经做过范氏和中行氏的家臣，然而不得重视，最后在智伯的门下，为智伯所尊重和器重。

智伯为人贪婪想吞并赵、魏、韩三家的封地，最后被三家联手消灭，晋国也被一分为三。

而豫让深感智伯的知遇之恩，决心刺杀赵襄子。豫让为了刺杀成功，不惜改头换面，吞炭毁容，最后多次刺杀未遂，赵襄子也感念豫让的侠义，脱下衣服给豫让连刺三剑以完成豫让的心愿。

荆轲

战国末期人，姜姓，人称庆卿，庆氏(古时荆”音似“庆”)，出生地是卫国朝歌(今河南鹤壁淇县)，据说本是齐国庆氏的后裔，后迁居卫国。他的刺杀是意义最大的一位，虽然失败了，但其影响深远。

早年游历到燕国，经田光推荐给太子丹，秦灭赵后，兵锋直指燕国，太子丹心急火燎探讨对策，荆轲献计带上燕督亢地图和秦国叛将樊於期首级去见秦王，伺机刺杀秦王，一切准备就绪后，临行前，燕太子丹、高渐离等许多人在易水边为荆轲送行，场面一度悲壮，“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还”诗句就是这么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