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金净值011932，民国时期的经济状况如何？
民国时期的经济发展大致可分为农业、现代工商业及影响交易效率的交通运输业和金融业几个部分来记述。
总体而言，1912－1949年间，中国的总产出增加得非常缓慢，人均收入几乎没有增长，但也没有下降，但1937－1949年的战争期间，人均产出和人均收入可能还是显著下降。
19世纪末出现的规模仍小的工业部门及运输业有相当可观的增长，但却影响有限。劳动分工和职业结构的变化非常不平衡，沿海和大城市与国际市场相联，有较高的分工水平，很多新的职业和产业在这些地区出现，而广大农村和内地基本是个自给自足的社会，只有占收入比重很低的产品在大约70,000个地方性集市中交易。也就是说中国农村大约分成7万多个地方性基本自给自足的社区，社区内有一些互补余缺的贸易，但社区之间及它们与大城市及国外的分工和贸易极其有限。因此外国商品很难打入中国市场。由于没有全国性统一市场，沿海城市与其说是国内分工的交易网络的中心结点，不如说是与外国经济分工和贸易的延伸结点。
1900到1938年中国城市化水平发展加速，城乡之间移居基本上自由。城市人口增长率是总人口增长率的两倍。1938年中国5万以上人口的城市总人口是2730万，占5亿人口的 5－6％。由于城市化可以将一个大分工网络所需的交易集中在一点进行，因而大大改进交易效率，促进分工的进一步发展，所以城市化的长足发展是民国经济发展的主要推动力之一 。
二次世界大战开始时，共有92个城市对外开放，铁路和汽轮将这些城市与外界联接。新的职业和中外企业在这些城市发展起来,工业增长率在1912－1920年间高达13.4％,1921－1922年有一短暂萧条， 1923－1936年，为 8.7％， 1912－1942年， 平均增长率为8.4％，整个1912－1949年，平均增长率为5.6％。而在二战前民国时期，尽管连绵战争，工业增长率仍高达8－9％。传统的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减少了外国产品对中国民族工业的竞争压力，因而使中国民族工业在第一次大战期间有机会发展的看法是武断而没有根据的，实际上第一次世界大战使外国对中国的直接投资下降，使很多工业项目因缺乏所急需的设备不得不延缓。外国投资阻碍了中国民族工业的发展之命题并没有实证资料支持，中国人所有的现代工业在总现代工业中的比重在二次大战前一直没有下降，而中国人均外国投资在1914年是＄3.75， 1936年是＄6.97，比印度 (＄20)和拉丁美洲 (＄86)低得多。1930年代外国投资只占国民生产净值的1％。
而抗日战争时外国投资比重最高的是日本占领下的东北。其经济发展是二战时期中国经济发展最好的部分，当时整个中国的投资率是5％，而东北1937年高达17％， 1939年高达23％。这主要是日本经济法律制度对私人企业产权的保护很好，政府不办国营企业，没有什么机会主义行为。日本人在东北的高投资率也刺激了中国私人企业的发展。
但是不幸的是，抗战胜利后，这些日本私人资本大多被转化为中国的官僚资本，不但在接收过程中因贪污和不同单位争夺资产而受损，而且以后成为官商不分、制度化国家机会主义的工具。这使得1947年国民政府的官办企业（经济部控股的中国纺织公司）控制了当时纱锭的36.1％，织机的59.4％，及大部分重工业。
二、民国的农村经济
民国时代的土地制度由于1930年土地法的颁布而较清末更为成熟。但由于缺乏长子继承权，战乱连绵，制度化的土地市场仍不发达，所以每户土地分割为很小的数块。1910年户均土地为2.62公 顷 ， 1933年为 2.27公顷。民国时土地所有权分布虽然不平均，但比其它落后国家要平均，73％的家庭平均每户拥有15亩地，他们的土地占全部土地的28％，而5％的家庭户均拥有50亩以上的耕地，占总耕地的34％。民国时期资本主义式的雇工租地大规模商业化农业经营并不普遍。
1930年代，50％的农业人口与租佃制有关，30％的佃农耕作的土地完全是租佃的，20％以上的佃农耕种自己的土地同时租佃部分耕地。
长江流域细密的水路运输网被用来形成区域性粮食市场，因此此区域的分工专业化、城市化、原始资本主义自宋朝以来都是中国最发达的区域。这里专业性的租佃经纪人出现了。佃农并不一定非常贫穷，有的佃农大户反而比小自耕农富有，他们已形成资本主义式租佃，雇工商业化农业经营的萌芽。
中华民国内政部1932年对849县的调查记载了租佃契约的多样化， 220县租地压金非常普遍，租金主要采取现金、实物固定地租和分成地租三种形式。国民政府1934年的调查报告说50.7％的佃农以实物付固定租金，28.1％付分成租， 21.2％付固定现金租，而1934－1935年的土地调查显示这三组数字分别为 60％、15％和24.62％，而劳务租占0.24％。分成地租的多少依地主是否提供种籽、工具、耕畜而不同，分成地租的租金高于固定实物地租12.9％，其又高于固定现金地租11％。在地主不提供种籽、工具、耕畜的情况下，平均地租约为43.3％。固定实物地租在佃农比例高、产量高的产区较为普遍。土地制度的多样化非常符合现代信息经济学和租佃理论的预期。这些理论证明，当生产中风险很高，生产者的努力水平很难测度时，分成地租为最有效率，而当风险很小时，固定地租最有效率，而生产者努力水平测度费用低时，雇佣关系最有效率，当风险不太大也不太小时，分成地租和固定地租会在合约中同时出现，而分成地租由于地主与佃农分担风险，所以租金水平会高于地主不承担风险的固定地租。所有这些土地制度都在特定条件下是风险分担和提供激励的两难冲突之间的最优折衷，所以不存在一种制度在所有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坏，也不存在一种制度，在不同条件下比所有其它制度好。
因此整个二十世纪统治中国的意识形态"耕者有其田"可以说是人们对现代经济学无知而接受的一些政党的机会主义口号。一些政党（例如国民党）用这种口号利用人民对经济学的无知，为一党之私利服务，其后果是破坏了有效率制度形成的机制，阻碍了经济的发展。由于这类口号给国家以超越法律之上侵犯财产和公民人身安全的权力，它为以后导致经济灾难、政治动乱的政治游戏规则的盛行开了一个恶例。
1930年的土地法中有一条款给予佃农无限期续约权，除非他主动收回土地自耕。这种条款并不利于有效率的土地制度的形成。虽然这一条款在三四十年代的国民党治理区域并未严格执行，它却为后来的土改开了侵犯财产权的先例，因而对经济发展有长期负面影响。国民政府在30年代还制定了将租金限制在37％的政策，这一政策只是少数省区于1949年实行。国民政府的限制租金政策在抗日战争时的八路军控制地区也普遍实行。
这些政策也因破坏人们对自由契约制度的信心，而对经济发展有长远负面影响。30年代中国农业生产力以水稻亩产量而言，稍高于明治革新的日本，比30年代的日本低30％，小麦单产相当于当时的美国，但劳动生产率是美国的1/14。这都说明当时的中国农业虽没现代化，但也不是非常落后。
但是整个民国时代，财产权由于民法、土地法、公司法的通过和实行而逐渐现代化。清末政府可任意侵犯财产的行为成为非法，中国传统的佃农的永佃权概念，及地主卖地后永远可以以原价赎回土地的概念都被现代土地自由买卖概念和司法案例所代替。民国时期的中国农村保持着高生育率和高死亡率，基本自给自足的农村人口占人口的75％，农业产出占产出的65％。卷入较高分工水平的人口，主要是大中城市人口，只占人口的6％。
经济发展的关键并不在于土地改革（其长期效果往往是负面的），而在于交易效率的改进，对财产权和自由契约、自由企业的保护，这方面的改进会促进分工网络的扩大和生产力的进步 。
所以我们应将更多注意力放在民国时期商业、交通运输、金融业和法律制度的变化。
三、民国商业、交通运输业、金融业
民国时期的农村，虽然基本是自给自足的，但专业商人在商业发达的城市和沿海地区比一般落后国家要发达，这被称为商业资本主义或原始资本主义。上海、宁波沿海地区与长江流域其它地区的国内贸易和主要在最终消费品生产中的分工是这些商人的主要生意。
这种商业资本主义不但导致商业分工的加深，不同的专业商人处理贸易的不同环节，专业货栈的出现，专门协调，规定商业活动的行会和商会的出现，而且产生了相当发达的中国自己的金融网。山西票号就是这样一个适应商业发达后所需金融服务的网络，它发行发挥货币功能的票据及信贷。各种钱庄和当铺也在沿海和发达地区形成网络。各种习惯法和私法也发达起来，以调节发达的商业和金融活动中分工和相关交易以提高交易效率。
长江流域的丝织业中已有相当发达的商人与手工业者之间的计件外包制。与清末不同的是，现代金融和贸易制度在民国时代发展起来。政府于1929－1930年摆脱了固定的关税额必须偿付战争赔款的束缚，完全获得关税自主权，增加了关税率。30年代政府也收回一些租界，但收回租界的经济效果是负面的。1930年进口税从银本位改为金本位，1928年盐税统一于全国财政系统，各种苛捐杂税统一成中央政府的税收及地方政府的土地税，1933年统一货币，几乎停止使用银两，1935年政府用外汇储备为支持建立起现代化纸币制度，银两完全被禁止用作货币。官方的中国中央银行、中国银行(601988,股吧)、交通银行(601328,股吧)，正式发行了纸币，政府开始试行年度预算，税收和财政报告制度都大大改进。现代政府债券制度也于1931－1932年发展起来。债券主要由国家政府银行及上海私人银行购买。
国家政府银行同时发挥中央银行和商业银行的功能，官商不分，使贪污和国家机会主义行为制度化。大私人银行通过与四大官方银行的人事交叉安排，也使官商勾结等坏资本主义的特色出现。但是与1949年以后的制度相比，私人银行业在民国时期相当自由和发达， 1928－1937年间，共有160家私人现代银行建立，它们拥有1,597个分支机构。现代银行资本从1928年的1.86亿元增至1935年的4.47亿元 ， 存款从11.2亿增至37.8亿元。但由于四个官方银行的垄断地位，相当大的金融资源主要用来为政府提供统一战争的军费，用于提高交易效率的公共设施建设的比重太小，四大政府银行由于官商不分，也不能按市场竞争的规律有效地支持有利可图的经济发展。
现代金融和纸币制度的发展，可以大大提高交易效率，因而促进分工的演进，提高全社会的生产力。但是由于中国还没有真正统一，1928－1937年中央控制的财政收入70％用于统一战争，而中央对地方财政的控制在1929年只到达浙江、江苏、安徽、江西和河南五省。而中央和地方政府的支出于1931－1936年间只占国民收入的3.2－6％，大大低于美国政府1929年的8.2％。
特别是二次世界大战后，由于政府将大量日本私人企业收归国有，使官办企业对重工业的垄断大大加强，为日后中国工业国有化和扼制私人自由企业的制度发展创造了经济结构上的条件。
民国后期由于国民政府在战争中失利，金融财政体系崩溃，通货膨胀率高达200％。因此纸币成为政府抢劫人民财产的工具，人民纷纷弃纸币不用而回到商品货币和以物易物的交易方式，使纸币改进交易效率的功能不能发挥，因而分工水平大大下降，生产力崩溃。
民国时代交通条件也表现了二元经济的特征。大部分货物仍是由落后的传统运输方式运输，1933年传统手工、木船、兽力运输方式对国民收入的贡献是现代运输方式的三倍。1915年日本在东北生产的焦煤5.74元一吨，运到汉阳是24.54元一吨，交易费用是生产成本的3.27倍。这主要是因为政治不安定，铁路建设迟缓造成。
清朝末年共修铁路9,618公里，民国共修15,000公里，其中三分之一由日本人在东北建设。清朝基本没有公路建设，国民政府部分由于统一战争的需要，进行了大规模公路建设，共修成116,000公里，大部分是1928年后国民党政府所建。从海关记录，非机动运输的货物于1920年代开始下降 。
在一个自由经济制度下，由于分工增加生产力的好处和增加交易费用的坏处之间的两难冲突，均衡的分工水平由交易效率决定。交易效率极低时，最优的经济结构就是自给自足，其生产力低下，也没有交易费用。当交易效率在沿海地区稍微提高但又没有高到足以将所有人都卷入分工时，则发达地区的人会卷入分工，而交通不便地区的人们仍然自给自足。如果有两个国家，国家之间没有移民自由，则交易效率高的国家中所有人卷入高分工水平，没有二元经济，交易效率低的国家，沿海运输条件好的居民与外国贸易， 而交通条件差的地方自给自足，产生二元经济。在这种二元经济中，贸易条件对落后国不利。落后国可以用保护关税改进贸易条件，但这却以抑制分工的发展为代价。如果落后国进一步改进交易条件，则可与发达国通过关税谈判达成多边自由贸易，使国内国际分工水平提高，生产力提高，所有人的福利水平提高。民国后期和1949年后和1980年代前，中国是采用的前一种经济发展方法。中国1980年代后采用的是后一种方法。
沙特王室的生活是怎么样的？
提起沙特这个国家给我们最直观的印象可能主要有以下几点：一是靠着丰富的石油储量成为躺着赚钱的土豪国；二是沙特作为一个君主制国家至今仍维持着王室的绝对权力；三是沙特男性可以娶好几个老婆；四是沙特女性地位低下；五是沙特有好几千个王子，而且个个挥金如土奢侈无度。那么我们对沙特的这些印象是否属实呢？应当说有些基本属实，而有些则可能存在误解。
君主制在21世纪的绝大多数国家都已成为历史。目前全世界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只有25个保留了君主制。这25个君主国中绝大多数属于君主立宪国。就连位于中印边境喜马拉雅山麓神秘闭塞的不丹也在2007年转型成为君主立宪国。可沙特、科威特、巴林、卡塔尔、阿联酋、阿曼这六个阿拉伯海湾国家却至今仍维持着专制王权统治。六国之中沙特无论国土面积、人口数量、经济总量、军事实力、国际影响力都是最大的。
因此沙特通常被外界视为海湾阿拉伯专制王权国家的典型代表。迄今为止仍禁止一切政党活动的沙特实行着绝对的王权专制统治。由于沙特迄今为止并未制定国家宪法，因此《古兰经》和穆罕默德的圣训就是国家执法的依据。沙特的最高行政权和司法权都掌握在国王手中。沙特国王有权任命、解散或改组内阁，有权废立王储，有权解散协商会议，有权批准和否决内阁会议决议及与外国签订的条约、协议。
沙特的法律允许男性最多可以娶4个妻子，但前提是必须对所有妻子一视同仁（不存在中国古代那种妻妾之分）。如果一个沙特男人娶了两个妻子，那么给妻子甲买了一个名牌包包就意味着必须给妻子乙也买一个。沙特女性是不会出门工作的，所以家庭开支完全要靠男人的收入维系。因此要供养多个妻子在经济上负担是比较重的。事实上除了极少数大款土豪之外大多数沙特人很少会娶多个妻子。
不过沙特民风保守、女性地位低下倒是客观事实，以致于连女性开车上路这种事在前些年也成为了国际新闻。沙特是世界上继加拿大之后第二大的已探明石油的储备国（拥有全球已勘探石油总量的24%），也是全球最大的石油出口国。早在上世纪70年代沙特就已靠着石油收入成为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之一，但沙特周边的阿联酋、卡塔尔、巴林、科威特等海湾阿拉伯国家也都是富得流油的国家。
事实上以沙特为代表的海湾阿拉伯国家都属于世界上人均国民收入最高的国家行列，但沙特如果以人均收入来看比起其他几个海湾产油国其实还是略逊一筹。卡塔尔的人均收入几乎是沙特的3倍，阿联酋的人均收入几乎是沙特的2倍，科威特的人均收入是沙特的1.44倍，巴林的人均收入也比沙特略高。在六个海湾阿拉伯产油国中沙特的人均收入仅仅只高于阿曼。
当然以沙特为代表的这六个海湾产油国在世人都是富得流油。尽管沙特的人均收入比其他几国略逊一筹，但不能否认沙特在全球两百多个国家和地区中仍是相当富裕的。由于沙特的综合国力在这六个海湾产油国中最强，所以沙特往往被视为海湾产油富裕国家的典型代表，但其实沙特在人均富裕程度上比其他几国稍逊一筹。按说其他几个海湾产油国比沙特更适合被称为土豪国。
其实世人对沙特的土豪印象更多是来自于沙特王室挥金如土的炫富行为。沙特作为一个君主专制国由王室占有了大量社会财富，加之沙特王室好面子讲排场的作风就给世人留下了“土豪国”的印象。沙特王室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土豪的王室：沙特王室由15000名家庭成员组成。这些人的财产加起来高达1.4万亿美元。如果把这些钱平摊全世界70多亿人意味着平均每个人能分到200美元（1300多元人民币）。
2017年3月15日沙特国王萨勒曼访华时带着506吨重的行李和1500人随从。1500人的随从中有10名部长、800名代表、25位王子、150多名厨师。506吨重的行李里包括两台镀金的电动扶梯和两台奔驰轿车。沙特国王这次出访所乘坐的波音747专机也是镀金的。如此奢华无比的阵势令人不得不感叹果然是“壕无人性”。可能有人注意到这支规模庞大的随从队伍中有25位王子。
也许会有人感叹这位老国王可真能生，但事实上这些王子未必就是国王亲生的。古代中国相当强调家族内部的血缘宗法观念。尤其是在皇族当中皇帝的儿子可以封亲王，王爷们的儿子可以封郡王，再之下还可以封公、侯、伯、子、男各种爵位。依据与皇帝本人关系的亲疏远近会享受不同的等级爵位，而有些与皇帝关系实在太过疏远的旁系皇族过了几代人之后就逐渐与平民无异了。
比如我们所熟知的刘备尽管自称刘皇叔，可实际上他和皇帝的关系早就出五服了。到了刘备这一代人干的其实就是织席贩履的营生。刘备之所以动不动就说自己是中山靖王刘胜的后代其实纯属往自个脸上贴金。可如果刘备要是出生在如今的沙特王室就不必绕弯子和君主攀亲戚了，因为他完全可以直接说自己就是王子。沙特王室的子孙后代无论与当朝国王的关系亲疏远近都可以自称王子。
这点与世界上其他君主国有明显的不同。像英国由于王位将来是由威廉王子继承的，所以哈里一脉的后代就不能再自称王子。日本皇室曾在1947年10月13日将除昭和天皇以及秩父宫、高松宫、三笠宫三位亲王的直系亲属之外其他11宫家51名成员全部降为平民。可沙特王室的子孙后代无论经过多少代人之后与当朝国王的关系有多疏远仍可以自称王子，而且每个王子无论与国王的亲疏远近还都能切实享受到相应的待遇。
包括沙特在内的一些中东国家其实就是由一个个部落家族组成的。每个部落酋长在自己的地盘上就是一方土皇帝。如今现代意义上的沙特国家是由一个名为穆罕默德·本·沙特的部落酋长于公元1750年奠定最初基业的。在此之后的150多年中沙特家族不断征服融合其他阿拉伯部落，直到1932年9月22日穆罕默德·本·沙特的后代伊本·沙特才建立起如今统一的沙特阿拉伯国家。
沙特家族征服融合其他部落主要是靠武力吞并和政治联姻这两种方式。伊本·沙特在与其他部落的政治联姻过程中一共迎娶了300多个女子（其中光是在史料中有名有姓的就有38人）。这些女人先后为他生育了90多名子嗣。光是伊本·沙特一个人就有90多名子嗣，更何况伊本·沙特的儿子们也个个都是妻妾成群，而且伊本·沙特的兄弟、堂兄弟的后代按沙特王室的规矩也是可以自称王子的。
这就造成沙特王子的数量多如牛毛。目前沙特王室成员人口总数已达1.5万。当然这其中包括王室成员的妻子，何况这些妻子生下的也不全是儿子。如果把这些王妃、公主排除在外剩下的王子数量约为5000人。沙特的公主们最爱做的事情就是在世界各地疯狂购买奢侈品；沙特的王子们则热衷于比豪车、比穿着、比妻子、比养宠物。沙特王子出行都是坐豪华跑车、私人飞机，王子们的老婆都是明星、模特出身。
沙特王子的宠物可不是小猫、小狗什么的，而是养狮子、老虎、豹子、猎鹰之类的。2004年沙特王子阿尔瓦利德花了5亿美元订购全球最豪华的私人飞机。这位阿尔瓦利德王子是全世界第一个买下空客A380当私人飞机的买家。空客A380是全世界最大的宽体客机：四引擎、525座、航程14800公里、裸机价3亿美元。阿尔瓦利德又花了3亿美元在飞机内修缮了总统套房、舞池、专用祈祷室等。
除了这架空客A380之外阿尔瓦利德还拥有一架波音747和一架猎鹰。在我们看来能拥有一架自己的私家飞机就算得上富豪了，可人家阿尔瓦利德拥有3架世界顶级的超豪华私人飞机。更何况阿尔瓦利德的财产可不仅限于私人飞机：他曾花6亿美元买了一条游艇，除此之外他还喜欢收藏限量版豪车与名马。事实上沙特的其他王子也个个都像阿尔瓦利德一样“壕无人性”。
2005年14岁的小王子阿布杜尔跟着父亲到英国伦敦旅游时竟吵着要用自己的银行卡把白金汉宫买下来。那时这位14岁小王子的银行账户里已有16亿美元，而他每周的零花钱就高达600万美元（4200万人民币）。当时阿布杜尔小王子名下拥有7辆凯迪拉克和三架飞机。父亲好说歹说才让阿布杜尔打消了买下白金汉宫的念头，可后来父子俩造访美国时小王子又提出要买下白宫。
如今这位阿布杜尔王子在世界各地的宫殿价值几十亿美元。2013年法赫德王子为庆祝自己的毕业典礼邀请同学们在巴黎的迪士尼乐园包场狂欢了三天三夜（为此花费的钱相当于1.2亿元人民币）。2019年又有一位沙特王子给他的80只猎鹰每一只都买飞机票包下了整个客舱。请注意是客舱，而不是货仓。这些猎鹰不是装在鸟笼里，而是和人一样坐在飞机客舱里。据悉这些老鹰每只价值2万美元。
尽管沙特的王子都这么豪横，但王子和王子毕竟不完全一样：沙特的王子并非都是萨勒曼国王的亲儿子，即使是国王的亲儿子也不见得就是将来要继承王位的太子爷。既然连普通王子都能这么豪横，那么太子爷小萨勒曼又如何呢？小萨勒曼的身家高达9万亿人民币。当初小萨勒曼出差时看中路易十四城堡就花2.3亿英镑直接买下。这座占地面积4600平方米的城堡里有游泳池、天然水族馆、私人影院、舞厅等各种娱乐设备。
小萨勒曼还曾用36亿英镑买下世界上最大的游艇“宁静号”，而他为了装饰这艘游艇又花30亿人民币买下了达芬奇的名画《救世主》。2014年小萨勒曼花费2000万英镑租下马尔代夫三个小岛在上面玩一个月。有次小萨勒曼想听演唱会就直接用专机从14个国家接了76名歌手来举办一场专属私人演唱会。这76位歌手在演唱会结束之后每个人都得到一辆宝马汽车以及很多的额外礼物。
老国王萨勒曼在奢侈这件事上比起自己的儿子小萨勒曼也丝毫不遑多让：萨勒曼国王去他在西班牙的私人宫殿度假时出动了多架飞机来回沙特和欧洲运送羊肉等新鲜美食（为此每天需要花费4000多万）。萨勒曼国王在访问印尼时携带的行李中包括2辆梅赛德斯ˉ宾士s600轿车以及2台镀金电梯。五年前萨勒曼国王在美国进行为期3天的游玩时包下乔治城整栋的四季酒店，因此让入住的其他客人改住周围的其他酒店。
萨勒曼国王的前任阿卜杜拉国王也曾因个人资产高达近200亿美元而成为全球最富有的国家元首。如果沙特王室的行为仅仅只是停留在炫富上也就罢了，更有甚者利用王室的特权公然从事违法活动。2002年沙特王子纳耶夫•本•法瓦茨凭借自己的特殊身份以外交豁免权作掩护用王室的727喷气式飞机将2吨毒品从哥伦比亚运到巴黎郊外的一个机场，然而却在关键时刻因为被机场的检查人员发现而露了陷。
某解密网站曾披露过90年代沙特王室补贴发放明细：伊本·沙特的儿子们每月可以从国家财政领取20万美元到27万美元数额不等的补贴，伊本·沙特的孙子们每月领取2.7万美元，伊本·沙特的曾孙每月领取1.3万美元，级别较低的远房旁系亲戚们每月领取800美元。90年代的1美元大约等于8.3元人民币。照此换算可知即使是与国王关系最疏远的远房旁系亲戚也可以每月领到6600多元人民币。
可能有人会觉得6000多块钱也不算多啊。请注意这是上世纪90年代的水平，而且还是与国王关系最远的旁系亲属所享受的标准。事实上大部分沙特王子所领到的补贴是远远高于这种最低标准的。王子们除了按月领取现金补贴之外还根据自己的级别享受婚丧嫁娶、乔迁新居、出行、住宿等各种补贴。换句话说王子们每月领取的补贴其实是在他们的衣食住行开支都得到报销后再额外发给他们一笔零花钱。
事实上财政补贴在沙特王子的收入中只占很小一部分。沙特王子从来也不是靠财政补贴生活的，正如其他国家的一些高官、富翁们不是靠工资生活的，因为人家有很多看不见摸不着的隐性收入——这其实才占了他们收入的大头。即使是伊本·沙特的亲儿子每个月也只能从国家财政领取到27万美元。这在我们普通人看来当然也是一笔巨款，可要靠这点钱维持沙特王室成员出手动辄上亿的开销就是杯水车薪了。
沙特王室成员要真是只靠自己每个月领取的那些补贴根本就不可能维持他们现在这样的土豪生活。众所周知沙特是一个石油、天然气出口大国。沙特正是靠着对外出口石油、天然气等能源才富得流油。其实很多年前的沙特是一个相当贫穷的国家。尽管沙特是全球领土面积第12大国，但沙特95%左右的国土都是沙漠。淡水和耕地资源的极端匮乏使得早期的沙特民众连生存问题都难以解决。
1933年伊本·沙特授权美国美孚公司在沙特境内勘探石油。1938年美孚公司在哈萨地区发现了一片储量极大的油田，从那之后沙特境内不断有油田陆续被发现。沙特油田品质非常极好且埋藏较浅。这使得沙特石油的开采提炼成本相对较低。石油作为现代工业的“血液”对各国产业体系的战略价值不言自明。二战结束后各国大力发展工业使得石油需求量不断提高。油价的上涨使昔日贫穷的沙特得以一夜暴富。
富裕起来的沙特绝大部分财富都掌握在王室手中。沙特作为至今仍维持着专制王朝统治的国家在理论上一切资源都是属于国王所有。沙特的印钞机阿美石油公司原本是美资全资子公司。沙特采用软硬兼施的手段先是谋求提高分红数额，后来又不断争取提升持股比例，最终获得了该公司的全部股份。这家企业并不是归国家所有，而是属于国王的私人财产。
沙特的法律和教义本来是禁止王室成员经商的，而且在历史上这项禁令也确实执行了很长一段时间，可现在这项禁令实际上已成为一纸空文。沙特王室的男性成员们个个都娶了一大群妻子。尽管沙特民间少有娶多个妻子的，但财大气粗的王子们个个都是妻妾成群。事实上很多王子的老婆数量远远超过了沙特法律所规定的上限（4个）。沙特王室的基本理念就是不能让财富外流。
沙特王室为避免分家造成财富外流而采取了家族内部通婚的办法。需要说明的是沙特王室尽管是在家族内部婚配，但新郎和新娘都是三代以外的旁系亲属，而且在婚前还必须进行严格的身体检查。因此实行家族内部通婚的沙特王室并没出现太多不正常的畸形人。沙特王子的妻子们几乎个个都很能生。王室成员数量的迅速扩张使王子们已难以再靠补贴让自己一家人过得很富足。
王子们尽管不能直接介入到商业活动中，但别忘了沙特的一切资源都是归王室所有。在沙特的国家体制下国王就是法。只要国王睁只眼闭只眼，那么禁令就很容易被突破。表面上沙特的王子们也确实没从事商业活动，可实际上沙特很多企业的幕后老板就是王室成员。如今沙特几乎所有行业全都被王子们垄断了。这种通过垄断国家资源坐地生财可比每个月领取的那点补贴要充裕得多。
沙特的王室贵族们由于生来就很有钱，所以他们几乎不需要工作。王室贵族的日常活动其实就两项：一是祈祷，二是消费。在沙特这样一个宗教国家内王室贵族也是有宗教信仰的。既然信仰宗教就要参加祈祷活动，除此之外王室贵族唯一的活动就是消费了。沙特为了养活这些大手大脚的王室贵族需要每年花费至少20亿美元。2010年左右沙特王室一度曾想要取消补贴王子、公主们平时花费、住宿、交通等费用补贴。
对此强烈不满的王子、公主们利用各种政策漏洞兼并平民的土地成为了沙特的地主。事实上王室根本不可能真正取消王子、公主们的福利补贴。取消补贴固然能减轻沙特的财政负担，可在沙特现行体制下国王要坐稳江山也离不开王室家族成员的支持。沙特的军、政、商核心资源都被王子们所控制。这些王子通过权力投资在石油利益中获取大量的金钱，然后再用获取的这些金钱投资房地产、金融、进出口贸易等各行各业。
王子们只要看到哪个行业赚钱就会涉足哪个行业。王室成员的身份使他们在商业活动中可以享受诸多特权，还可以得到很多别人所不知道的内部消息。说到底沙特王室的巨额财富就来自于绝对不受制约的权力。沙特的这种政治体制实际上与古代专制王权基本上没什么差异。在宫斗剧中许多人为了地位或财富运用各种计谋手段来争权夺利。在现实中热衷于炫富的沙特王室同样也热衷于宫斗。
在2017年沙特的一阵“反腐风暴”中曾有多名王子和高官涉贪被捕。可沙特王室其实并非真正下决心打击贪腐。沙特这场所谓的“反腐风暴”不过是沙特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一出大戏。沙特王室掌握着绝对的专制权力和全部国家资源，然而王室内部争权夺利的斗争也是相当激烈的：有5000多位王子的沙特王室一向是由家族内部不同支系轮流继承王位的，因此理论上沙特的5000多名王子每个人都有资格坐上王位。
只不过继承权靠后的旁系远支王子可能还没等到上位就死了。毕竟王子和王子的继承权先后顺序是不一样的。继承权靠后的王子只能等到考前继承者死了才能轮到自己，可问题是谁也不知道自己能不能熬得过坐在王位上的那位。2015年继位的现任国王萨勒曼等到80岁才坐上王位。如果沙特不改革原来的王位继承制度，那么未来继位的国王将会是清一色的老年人。
萨勒曼国王登基后就不再把王位传给其他支系，而是直接册立自己的儿子小萨勒曼为王储。这相当于剥夺了王室家族内部其他支系的王位继承权。从此以后沙特王位将只在萨勒曼一系传承。可想而知其他支系的王子们对此当然是不满的，因此宫斗在沙特现行体制下是不可避免的。沙特所谓的“反腐风暴”其实不过是萨勒曼一系披着反腐的外衣清除政敌的手段而已。
在这场“反腐风暴”中被捕的王子几乎都是对太子爷小萨勒曼的储君之位构成威胁的人。沙特王室内部围绕继承权展开的宫斗其实相当激烈。只不过在沙特的现行体制下这种宫廷内幕不会被报道出来，所以关于沙特王室宫斗的具体情况根据电视剧情节自行脑补就是了。尽管沙特王室内部宫斗激烈，但国王一脉同样需要其他王室成员支持。宫斗所针对的只是对王位有威胁的那些王子。
至于绝大多数对王位构不成威胁的远支王子就没必要赶尽杀绝了。毕竟要是把所有王子都逼到兔子急了咬人的地步恐怕就会导致王室内部祸起萧墙。在2017年沙特的“反腐风暴”中随着那些有威胁的王子被清除后所谓的反腐行动以虎头蛇尾告终。除了对王位最有威胁的几位王子之外绝大多数王子的利益都得到了保护。如今沙特的各大行业实际上仍被王子们垄断着。
在沙特王室垄断国家资源的前提下供养负担1.5万王室成员开销完全不成问题。沙特现在光是石油出口这一项收入就足以供养30万王室成员。沙特境内的麦加是全世界穆斯林的朝觐圣地。穆斯林在自己的一生中都会尽可能地去圣城麦加朝觐一次。每年伊历十二月会有来自全球各地的几百万朝觐者来到麦加。这些人极大地带动了沙特旅游业的发展，也为沙特政府提供了一份稳定的财政收入。
靠着能源出口和朝觐旅游带来的收入完全足够沙特养活为数众多的王子。问题在于沙特目前在经济上几乎完全依赖于石油出口这项支柱产业。沙特并没发展壮大自己的工农业体系和国防力量，也没对国家政治经济体制进行任何改革创新。沙特几乎完全只能通过对外卖石油维持生计。尽管现在的沙特靠着卖石油成了土豪，可石油却是一种不可再生资源。这意味着石油资源会越开发越少，那么也就总会有枯竭的一天。
一方面是沙特王室成员的数量在成倍数增加，另一方面沙特的资源石油越来越少。照这样的趋势发展下去当然是会出问题的，可至少现在这种问题还根本就没到爆发出来的时候。近年来沙特也开始为将来石油资源的枯竭未雨绸缪。沙特政府利用以前卖石油赚的钱在全球各地进行各种投资。目前沙特的海外投资金额高达2万多亿美元。光是这些投资每年产生的利润就足够养活王子们。
沙特尽管是一个人均收入高度富裕的国家，但同时也是一个贫富差距极其巨大的国家。沙特的老百姓比起其他国家算富裕的，可与他们的王室贵族比起来是差距极大的。沙特石油收入的90%收入都进了王室的口袋，只有10%左右的收入被用于改善经济民生，但以沙特的富裕程度拿出10%就不是小数目了。事实上沙特政府每年都会拿出一笔钱用于民生福利（教育、医疗、日用品、水、食物等等）。
沙特政府曾拿出1300亿美元支持一系列福利措施：把社会的最低工资标准提升到800美元，向全体公务员、军人额外增发两个月工资，向所有在校大学生发放两个月的助学金将，还在沙特境内新建50万套住房，同时为每名失业者每月补贴500美元。沙特的老百姓只要在公立的医疗机构看病都不用花钱（无论多大的手术都由政府买单）。其他国家的义务教育通常免费到中学就完了，可在沙特连上大学都是免费的。
沙特民众吃穿用度的各个方面都有补贴：一升91#汽油在沙特只要六七毛。进口食品除了零关税还有国王补贴，因此沙特的物价整体上并不高。不仅医疗、教育、住房等基本生活有保障，而且政府还给大家发放各种补贴。沙特的税收主要也是针对外国投资的石油企业，而本国公民无论挣了多少钱几乎都不交个人所得税。沙特人靠着石油收入真的可以不工作就躺着赚钱。
沙特的老百姓已习惯了他们的王室各种“壕无人性”的炫富行为。沙特社会并不存在仇富心理，也没人反思王室不受制约的绝对权力是否正常。普通沙特人只要自己日子过得去才不关心王室多么挥霍无度。2011年阿拉伯之春席卷沙特周边国家时沙特王室直接向全国所有民众每人发放7000美元。当周边其他阿拉伯国家各种抗议示威游行时沙特却出奇地风平浪静。
为何德国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简单的叙事，总要找到一个坏人，然后用坏人解释一切。实际上，这就是一种的故事思维
故事必有主角，而主角往往是自己，或自己偏好设定的一方。于是，凡是与主角唱反调的，甚至不以主角为中心的，统统都是在挑战立场、都是在做坏人、都是故事中的恶龙。然后，主角才能勇者斗恶龙。
故事中必须有“好人”、有“坏人”，然后坏人无事生非、欺负弱者，而主角则无比善良、特别无辜。于是，“坏人”力量，与“好人”力量，在动作与发动作的情节设定中此消彼长。最后，结局一定是“好人”战胜“坏人”。
故事思维，往往拒绝复杂、亲近简单。简单了，才能拥抱足够的确定性。所以，我们一贯的思维是：以简单解释代替复杂解释。
那什么是简单解释？
因为什么所以什么，这就是简单解释。而实际上，简单解释只是我们人类对因果关系的过度追求。
为什么一战爆发了？一定有原因，原因是德国；一定有坏人，德国是坏人；因为坏人德国发动战争，所以一战爆发。同理，二战也是这种简单的解释模式，一切都是因为德国发动了战争。于是，我们自然会问：为何德国能发动两次世界大战。
这不是德国的问题，而是设问的问题。简单代替复杂、凡事必有因果、坏人解释一切，世界就是一个故事、一场梦。
有些事，的确可以找到好人、坏人。但，前提是本就简单：有既定的共识、有清晰的规则。光天化日之下，张三抢了李四。那么，张三是作恶的坏人，李四是无辜的好人。
但，一战和二战呢？
属于两场剧烈的相变，整个世界的力量对比和规则秩序，都被颠覆了。然后，你说都是因为德国、是因为德国发动了战争。这种故事思维，不是把德国当成了被斗的恶龙，而是把德国当成了改变世界的上帝。
真实世界是连续的、复杂的。剧烈相变之中，你根本划分不出一个动作与发动作的情节，也无法明确找到谁是祸首、谁更无辜。坏人理论、故事思维、简单解释，只是让我们自己也变得简单了。
所以，我们只能问：谁的责任更大一点儿，谁的责任更小一点儿。而实际上，雪崩之时，没有一片雪花能置身事外。
第二次世界大战，没有什么太多的争议，欧洲战争就是德国发动的。
英法各种绥靖、各种安抚，却啥用没有。希特勒一定要发动战争。而且，苏德战争打得就相当诡异。身处局中的斯大林，打破脑袋也没能算到希特勒竟会搞出一个巴巴罗萨计划，而且差点儿掀翻苏联这艘巨轮。
我们说希勒特是恶龙、纳粹是黑龙会，他们都是坏人。但，坏人却是德国人民用选票选上去的。不仅如此，当时的德国人民，还给希特勒和纳粹做了加持，授权到无以复加的地步。否则，纳粹根本不可能在欧洲发动第二次世界大战。
德国工业如何先进、军队如何能彪悍、民族如何团结，等等这些，只是德国发动战争的必要条件或次要条件，而不是充分条件。英国、法国、美国、苏联的基本盘，不比德国差，却没有挑起世界大战。
所以，主要的问题应该是：希勒特为什么能上台、纳粹为什么能掌权，他们为什么能够领导整个德意志民族？
1933年纳粹上台，德国结束了魏玛共和国时期，进入第三帝国时期。纳粹攫取政权的效率，高得令人发指。他们只用了12年的时间，就从初创时的几十人，一跃成为德国第一大党。
1933年1月，希特勒被任命为德国总理。但是，这仅仅是第一步。希特勒和纳粹是被选上去的，干不好还会被选下来。所以，他们没有能力把德国拖入战争深渊。
1933年2月，爆发了国会纵火案。纳粹趁机镇压德国共产党。当时的德国，就在两个极端上徘徊。一伙是极左翼的共产党，一伙是极右翼的纳粹党。如果共产党作为在野党一直存在，那么，纳粹也不能折腾出二战。但，这时候，共产党却被镇压了。
1933年3月，德国国会通过了“授权法案”，即《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法案内容主要是两条：一条是国会把立法权交给政府；一条是政府在必要时可以违背宪法。这是啥意思？意思是德国从此既无国会也无宪法，希特勒的纳粹政府完全主宰德国。此时，纳粹带领德国发动战争，在法理上已经毫无障碍。
但，这只是理论层面可以，而实践层面却未必如此。你是领导不假，但能不能抓住权力，却是另外一个问题。
然而，纳粹一上台，竟创造了经济奇迹。同时，德国的外交也堪称铁腕胜利，把凡华体系冲得七零八落。二战以后，西方记者随机采访了十个德国人，这些人统统怀念发动战争之前的纳粹德国：那时候经济发展好、大家有工作，而且不用担心失业。
这就是人民的支持。纳粹获得了足够的威望，筑牢了执政的人心基础。所以，授权法案之后，纳粹就算把权力抓牢。至于其他的权力斗争，都是细枝末节的技术问题。
然而，纳粹的经济奇迹却有问题。
真实世界没有那么多奇迹。在如此短的时间内，一个人力挽狂澜，然后国家骤然复兴、人民立即幸福。这种事，上帝都做不到，希特勒也做不到。奇迹背后的问题，就是巨大的财政透支。
1932年，德国财政略有盈余；1933年，德国财政赤字高达8亿马克。而到了1938年，即二战前一年，德国赤字已经上升到95亿马克。
所谓经济奇迹，实际是一种寅吃卯粮。1937年，德国已经出现了经济破产的迹象。于是，纳粹开始明抢，逼迫国内的犹太人“净身出户”地离开德国。
1938年，发动“水晶之夜”，纳粹的明抢进一步升级。”水晶之夜“后，纳粹没收的犹太人财产就达80亿马克。
但是，犹太人的钱，你只能抢一次。熬过1938年，到了1939年，德国财政继续面临崩溃的危险。但凡财政崩溃、经济破产，纳粹就得下台。之前的一切努力，都将化为泡影。
于是，希特勒提前发动了对外战争，大举入侵波兰，挑起第二次世界大战。本来德国发动对外战争的时间是1940年，却被财政问题逼得提前了。
但，战争一定要爆发。
直接原因是德国的财政问题。国内抢光了犹太人，所以只能到国外去抢。但这只是时间问题。而根本原因则是纳粹对的自身问题。反犹之后就要彻底废除《凡尔赛和约》，这是纳粹给德国人民的许诺。而废除《凡尔赛和约》，就相当于挑战英法美主导的战后秩序。于是，战争也就不可避免了。
那么，希勒特为什么能上台、纳粹为什么能掌权？
他们抓住了德国人的痛点，一个是犹太人；一个是凡尔赛条约。犹太人被认为是民族的杂质，成了一战战败和经济危机的替罪羊。凡尔赛条约，则一直是德国挥之不去的耻辱。德国的民族情绪一直被纳粹的煽动所裹挟。但纳粹只是点火的人，德国本就是一堆干柴。
但是，希特勒和纳粹为什么能够领导整个德意志民族呢？
经济危机以来，德国民意波涛汹涌。于是，纳粹异军突起，成为国会第一大党。而同时崛起的，还有德国共产党。一个是右翼、一个是左翼，中间势力几乎全废。在纳粹和共产党之间，德国的垄断资产阶级终于出手了：在关键时刻，他们选择了纳粹。
所以说，在当时，德国一定要走极端，平和、妥协统统不允许。一是因为本就病态的民族主义；二是因为凡尔赛条约给德国树立无数可以仇恨的对象。
民族主义这种东西必须有个他者，才能被强化、才能更极端。那么，当时的这个他者是谁？英国、法国、捷克、波兰，等等这些一战战胜国，全是德国可以仇恨和一定仇恨的他者。
所以，德国人民可以不要立法的国会、不要共识的宪法，但一定要拥有一个强大的国家。所以，才会出台《消除人民和国家痛苦法》这个奇葩法案。德国人民授予了纳粹政府可以立法、可以突破宪法的权力。
那么，这一切都是什么导致的？
德国人民为什么集体发烧、集体狂热，把充当减压阀的魏玛政府都给掀了桌子？这一切都要归结到一战和一战后的世界秩序。第一次世界大战，根本就没有打完。一战后的凡华体系，其所解决的问题，比制造的问题还要多。
一战和二战之间，总共隔了20年。但是，在这20年中，仅欧洲就爆发了27次政权更迭，还有数不尽的战争和冲突，400万人死于非命。如果算上俄国内战，那么战后死亡人数比一战的死亡人数还要多。
所以，战后的凡华体系到底是个什么东西？
它抛出了民族主义这个新故事。但这个新故事却制造了无数的苦难：不同国家的人隔着国境线互相仇恨，不同民族人身处邻里却水火不容。
不管怎么说，我们大体可以认为二战是德国发动的。因为他的责任最大。德国人的不理性和普遍仇恨，把纳粹和希特勒推上了历史的前台。
这是二战，那一战呢？
一战，你根本找不到一个罪魁祸首。说一战是德国发动的，那么，我们可以看一看德国的决策层在当时的态度和观点。
一战爆发时，德国前首相伯恩哈德·冯·比洛，冲进时任首相贝特曼的办公室，质问他：事情怎么变成这个样子。贝特曼“这个可怜的人脸色苍白，两手举向天，尖声叫道，我要是知道就好了”。
首相说话不算，那么德国皇帝威廉二世呢？这家伙肯定是个战争贩子吧？
当时，德国将军要求威廉二世签下总动员令，以实施施里芬计划。这位皇帝在被迫签完字后，则说：先生们，将来有一天你们会为现在做的事情后悔的。
德国皇帝和德国首相，都不愿意发动战争。我们大体可以认为德国决策层的本意，并非有意制造战争。
那么，奥匈呢？
奥匈这个强权帝国，欺负弱小的塞尔维亚。而且，历史事实就是：奥匈率先向塞尔维亚宣战了。但是，宣战的原因是塞尔维亚的黑手社策划了萨拉热窝事件，刺杀了奥匈皇储斐迪南大公。
然而，吊诡的是：塞尔维亚刺杀的这个斐迪南大公，是奥匈帝国内部的主和派。他一死，奥匈的主战派立即放开手脚、放飞自我了。
那么，是小国塞尔维亚吗？
塞尔维亚肯定是最不理性的一个。君主立宪了、也有议会了、还有内阁了，但内部却有一个毒瘤，即黑手社。大家听话，你好我好全都好；大家不听话，黑手社挨个儿刺杀。甚至，芝麻小国塞尔维亚竟提出了一个大塞尔维亚的概念：凡有塞尔维亚人的地方就是塞尔维亚。而奥匈吞并的波斯尼亚境内恰有40%的塞尔维亚人。然后，塞尔维亚就和奥匈撞上了。
但是，小国毕竟是小国，充其量也就当个导火索，掀不起世界大战的滔天巨浪。
塞尔维亚背后是斯拉夫人的大哥，即俄国。俄国拼命向巴尔干半岛输出斯拉夫民族主义，而选择的支点就是塞尔维亚。选择塞维尔亚的原因，就是是这家伙最不理性、最爱搞事情，一天到晚都在整军备战。正是因为俄国在背后撑腰，塞尔维亚才会捅了天大的篓子，刺杀奥匈皇储。
但是，萨拉热窝事件之后，作为奥匈盟友的德国，却跟没事人一样。德皇，军方以及德国情报部门的长官，还在休假。德国人的想法很简单：这仗打不起来，塞尔维亚肯定认怂，然后还是外交解决。小国塞尔维亚跟奥匈帝国，完全不是一个体量，不认怂还能咋地？
那么，塞尔维亚的背后大哥以及整个斯拉夫人的大哥、沙皇俄国，是啥反应？
都没等俄国有啥反应，德国的世仇法国立即出动了。法国总统普恩加莱出访俄国，会见俄国沙皇和军方高层，开始各种鼓动加煽动。总之就一句话：这一次咱们不能在德国面前认怂。而为了表态不认怂，俄国专门为普恩加莱组织了阅兵式，7万俄国大兵集体踢正步。
接下来，俄国应该不会怂了吧？
可以说，俄国在远东地区特别硬，不仅不把大清当回事，而且也不把鬼子当回事。随后，日俄战争就被教训了怎么做人。但是，在欧洲方向，俄国一直怂，甚至怂出了传统。俄国一直觊觎巴尔干，自然一直跟奥匈势不两立，所以也就一直想收拾奥匈。但是，奥匈的背后大哥是德国。所以，但凡德国这个轴货一轴到底、摆出开战的架势，俄国就必须认怂。原因是实力不允许，自己真心打不过德国。
但是，不怕没好事，就怕没好人。法国肯定算一个。萨拉热窝事件本来跟法国没啥关系。然而，因为对普法战争耿耿于怀，法国总统竟然亲自出面，去俄国挑事。同时，俄国内部也出了一个家伙。这个人就是俄国驻塞尔维亚大使哈特维希。
斐迪南大公被刺杀后，塞尔维亚终于知道害怕了，甚至准备爬到奥匈皇帝面前跪地认错。如果认错了、认怂了，这个仗也就打不起来了。
实际上，你可以翻看近代历史：战争的根子首先是共识出了问题，两伙人死活也说不到一起去；其次是情绪之争，你瞅啥、瞅你咋地，然后就干起来了。而真正因为利益之争死命干的，并不多。所以，塞尔维亚认怂，奥匈也不会刀兵相向。
同时，我们还需要记住一个前提，那就是奥匈一直是个温柔的帝国，外边几乎没有殖民地。真正的恶狼，没事就想打仗而且往死里打的，多是民族国家。
俄国表面上肯定不能认怂，因为法国背后撑腰了。但实力不允许，所以秉持的基调仍然是能不打就不打。然后，俄国外交部给哈特维希下了劝和的指示，简单说就是尽量别把事情搞大。
但是，哈特维希这个驻塞尔维亚大使，却完全不把外交部当回事，死命鼓动塞尔维亚：不能怂、给我怼。
大哥放话，小弟还怕什么？所以，塞尔维亚不仅没有跪地求饶，反而一硬到底，杀了奥匈的皇储竟拒绝认错。
奥匈向塞尔维亚发出了最后通牒，其中的第六条是：在奥匈帝国政府之有关部门的协助与指示下，塞尔维亚必须采取法律行动，惩罚策划或执行6月28日之刺杀事件而现在于塞尔维亚领土的人士。但，对这一条，塞尔维亚拒绝接受，认为这有损主权。
1914年7月28日，奥匈政府和军方说服了皇帝弗朗茨·约瑟夫一世，对塞尔维亚宣战。到这个时候，战争还只属于奥匈和塞尔维亚，最多也就是在敏感地区发生了一次局部战争。
然而，俄国却举国动员了。
之前德国已经放了狠话，相当于做出了决策：一是奥匈挨欺负了，所以奥匈干啥我们都支持；二是俄国胆敢举国动员，德国立即宣战。所以，俄国这就算宣战，而且举国动员也相当于把枪掏了出来。
然而，即便如此，战争也就局限在德国、俄国、奥匈和塞尔维亚之间，战场大概率还会局限在巴尔干地区。
大国动手牵扯太大，而俄国与德国的实力又相差太大。所以，最大的可能是：俄国举国动员，德国也举国动员；然后，德国把军队开到东线，俄国把军队开到国境；最后，也就是两军对峙，俄国不敢动手。因为俄国打不过德国，这就没有动手的道理。等奥匈在巴尔干揍服塞尔维亚，两边也就撤军了。
然而，德国这个轴货，竟轴得匪夷所思。
德国的确举国动员了，而且也把军队拉出去了。但是，德国往东线只派了一个第八集团军，总共9个师，去对付俄国的19个师（一个德国师是12个营，一个俄国师是16个营）。同时呢？它竟往西线派了7个集团军、78个师，直接对法国开火了。
德国是什么鬼逻辑？
这就是施里芬计划：先打垮法国、再对付俄国。但是，法国毕竟没动手啊，它只是不承诺中立。你德国直接去打俄国不行吗？不行，因为德国总参谋部说我们只有一套作战计划。所以，威廉二世才说：先生们，你们会后悔的。
于是，法国卷入战争。而为了进攻法国，德国则要取道比利时，不是从德法边界进攻法国，而是迂回比利时，在比法边界进攻法国。但是，英国对比利时有条约义务，于是英国卷入战争。
德国一旦执行施里芬计划，那么第一次世界大战也就非打不可了。
但是，我们能从这些复杂事件中推理德国是罪魁祸首吗？
一战为什么爆发，因为德国发动了战争。但德国发动战争之前，俄国已经兵临东普鲁士。德国在一战中的最大问题就是”轴“：我就一套作战计划，先打法国、再打俄国；俄国出兵打我、我就出兵打法国。
所以，我们怎么也不能说是德国发动了一战。甚至，你都不能说德国的责任更大。如果讨论责任的话，大国里面，俄国的责任最大。
二战是一战的延续。一战不仅没有解决问题，反而制造了问题。而制造的最大问题就是对德国的处置。
德国，本就在病态的民族主义中，发高烧。凡尔赛条约之后，则从高烧39度升到高烧93度，一直在沸腾的边缘。整个德国疯狂仇恨，从上到下憋足了劲，就是要死命干。战后的魏玛共和国，一直在充当减压阀。而这个减压阀却根本压不住国内的汹汹民意。
首先，它控制不了军队，军队宣布“政治中立”，你魏玛共和国是死是活，跟我没关系。1920年，极右翼势力发动暴动、攻入柏林。而军队竟拒绝镇压，搞得政府赶紧跑路。
其次，它控制不了官僚，德国的文官系统对魏玛政府毫无忠诚可言。1920年极右翼攻入柏林的时候，政府的很多高级文官甚至留下来与暴动分子合作。
第三，它控制不了司法。魏玛共和国成立后的四年里，左派搞22起政治暗杀，却只有38人判刑、10人死刑。而右派更疯狂，搞了354起暗杀，却只有24人判刑。
所以，魏玛共和国能活到希特勒上台，已经算是奇迹了。德国人心中有火，这股火是怎么来的？全是凡尔赛条约闹的。
德国是投降了，却不是军队战败，而是国家熬不住了。所以，协约国就不能太过分。但凡尔赛条约一定要过分，赔款200亿金马克，相当于八万吨黄金；海外上百万平方公里的殖民地，全没了；本土7万平方公里的土地，割走了。同时，有600万职业军人复员、250万军工企业的工人失业，超过10%的德国人口成为战败牺牲品。这是多大的仇？
此外，凡尔赛条约还制造了另外两个问题：一个是意大利，因为被赶出巴黎和会，所以迅速法西斯化；一个是日本，因为它成了巴黎和会上的失意人，所以仇视凡华体系。但是，日本这家伙剑走偏锋了，放飞自我之后搞起了全面侵华。
所以，从大的尺度上看，二战爆发，主要是因为一战以及凡华体系。但是，无论怎么因为所以，我们都无法两场世界大战的复杂。
再严密的逻辑推理、再详实的证据史实、再后视之明的洞见，都无法做出一个“谁发动”或“谁能发动”的解释。说全是因为德国，但德国实在承担不起。
所以，一战和二战更像是两场连续发生的雪崩：雪花堆积了足够的势能，登山人一声咳嗽，然后雪崩接连爆发。如果没有登山人的一声咳嗽，雪崩还会发生吗？自然不会。但是，人类需要足够的智慧、足够的共识以及足够有力量的故事，去降低势能、阻止雪崩。然而，当时之世，遍地都是恐惧、仇恨和猜疑。
那么，启蒙时代以来的理性和科学呢？
科学和理性反而让战争更为残酷。机关枪和铁丝网使战争成为绞肉机。科学转化成技术，技术极大地提升了战争能力。而理性则让战争丧失了人性。杀敌50万、自损49万9千人。这就算胜利，因为自己少死了一千人。
1900年，法国《费加罗报》的元旦社论指出：
20世纪带给我们的将是科学进入社会和私人生活。科学将赋予我们行为的准则。它将是一种光辉灿烂的前景……我们希望哺育了我们的19世纪，把那愚蠢的仇恨、无意义的争斗和可笑的诽谤统统带走，抛进世纪的无底深渊！
但是，20世纪却是以两次世界大战走完了前半程，又以冷战走完了大半个后半程。当我们把尺度放大到百年的单位，追问德国为何能发起两次世界大战，还有什么意义？而当我们把尺度缩小到具体的细节，追问德国为什么能的问题，或许也只能让我们收获确定性的假象。
泰国的国王有多少实权和财富？
很多去泰国旅游的中国游客都曾见到过这样的场景：每当遇见泰王出行时当地人要朝着泰王行跪拜大礼。其实泰国人不只是见到国王需要行跪拜大礼，见到王后、王子、公主等王室成员同样要行跪拜礼。泰国人在面见王室成员时不仅要行跪拜礼，而且他们跪的方式是整个身体直接匍匐着趴在地上。这种泰国所独有的跪礼不同于中国古代的双腿下跪和欧洲古代的单膝下跪。
早已废除了跪拜礼的中国人看到泰国人向王室行跪拜礼时总会觉得忍俊不禁。泰国人觐见王室成员的礼节为何在全球范围内都如此格外庄重严苛呢？其实泰国在如今全球所有君主国中是君主权力相对比较大的一个。泰国的历史远没我国那么悠久：直到公元1238年泰人才形成较为统一的国家。泰国历史上先后经历过素可泰王朝、大城王朝、吞武里王朝和曼谷王朝四个统一王朝。
如今统治泰国的曼谷王朝诞生于公元1782年。这时西方列强正在向东南亚渗透扩张。泰国是近代西方殖民者瓜分东南亚的过程中唯一得以保持独立地位的国家，然而泰国仍不可避免受到了西方殖民者东来的冲击。1893年法国寻找借口挑起双方纷争，然后将炮舰开进曼谷河段，强迫泰方签订《曼谷条约》：将附属于暹罗（泰国的旧称）的老挝割让给法国属下的印度支那并赔款300万金法郎。
尽管泰国最终得以成为东南亚唯一未被列强殖民的独立国家，但泰国的独立在相当程度上是以丧失大片领土为代价而实现的。当时的泰国国王朱拉隆功为摆脱严重的民族危机而进行了一场改革运动：废除奴隶制、建立预算制度、实行土改并仿照西方模式建立近代化的金融制度。教育制度和军事制度。1909年当时暹罗的人均GDP已达到清朝的17.3倍，还建立了一支近代化的新军。
朱拉隆功改革的目标是为了增强泰国的国力、缓解民族危机。朱拉隆功从未试图解放民众的思想，然而泰国在引入西方制度的同时仍不可避免受到新思想的影响：越来越多受到新思想影响的人开始反思泰国的君主专制政体。上世纪30年代发源于美国纽约华尔街的经济大萧条迅速在世界范围内蔓延。朱拉隆功改革后泰国已开始日益融入国际市场，因此也不可避免地受到这场世界性经济萧条的波及。
当时的泰国国王拉玛七世为缓解财政压力就削减了军队的薪俸。这自然引起了军方的不满。尤其是已接受新思想影响的新军更是趁机打出要求实行君主立宪的旗号。1932年6月24日凌晨泰国军队在人民党领导下占领了王宫，逮捕了在首都的各部大臣、陆海空三军和警察要员，解除了御林军的武装，控制了曼谷铁路局、中央车站、电台和电话电报局等重要据点，接管了兵工厂，随即宣布成立军政府。
军政府鉴于泰国民众并不支持军人干政的情况选择还政于民选的文官政府，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军方完全将到手的权力拱手让人——事实上迄今为止军方仍是左右泰国政局的关键性力量，一旦民选的政府总理触动到军方的利益就可能招来政变。泰国军方为使自己这种名义上还政于民选政府而实际上仍得以操纵大权的局面固定化常态化就推出国王作为效忠对象。
这一时期的泰王就类似于日本幕府时代的天皇。尽管军方在名义上声称效忠于国王，可实际上军方是以尊王的名义把握实权。1946年阿南塔·玛希敦国王被暗杀后由他的弟弟普密蓬继承了王位。普密蓬出生于美国的马萨诸塞州，小时候常年居住在国外。直到1935年1945年普密蓬才回到泰国帮助兄长稳定政权，然而仅仅一年后兄长阿南塔·玛希敦遇刺使19岁的普密蓬成为了新国王。
当时的军方领导人以为这个小毛孩不过是可以随意操控的傀儡而已。普密蓬抱着惹不起躲得起的想法又跑国外继续留学深造去了。1951年普密蓬从洛桑大学毕业后再次回到泰国。回国后的普密蓬不得不与以銮披汶·颂堪为首的军人团体合作，不过这时的普密蓬也在密切注意着国内外形势的变化。这一时期泰国出现了越来越强烈的要求组建民选政府以取代军政府的声音。
一时间泰国军政府被民众的各种示威游行抗议活动搞得焦头烂额，另一方面民众的抗议活动也激化了军政府内部不同派系势力之间的斗争。普密蓬巧妙利用军方将领之间的矛盾不断在军队里安插效忠于自己的年轻军官。通过提拔这些缺乏资历背景的年轻军官从而对桀骜不驯的军方元老们进行制衡。1956年普密蓬在公开演讲中指出军队不应该干预政治。普密蓬的演讲随即在泰国民众当中引起了广泛的共鸣。
在这种背景下陆军总司令沙立发动政变接管了政权。沙立是君主制的坚实拥护者，所以在他的拥护下普密蓬的皇权和地位得到了稳步的提升。长袖善舞的普密蓬利用军方将领之间的矛盾边拉拢边打压，最终得以成功控制了在一战之后就逐渐独揽大权的泰国军方。1977年和1978年颁布的两部宪法再次提升了国王的权力：国王拥有直接任命总理、枢密院成员以及议会成员的权力。
事实上1932年之后的泰国就已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然而实权却一直掌握在军方和国王手中。普密蓬国王上台之前在由军方与国王组成的政治联盟中军方居于主导支配地位，而国王只是军方推出来号召人心的一面旗帜；普密蓬国王一番政治运作之后国王仍必须通过与军方的合作掌握政权，然而这时军方出身的政府领导人实际上已在悄然间成为了普密蓬的“提线木偶”。
在泰国包括军方在内的既得利益阶层同底层民众之间的矛盾相当尖锐。双方都各自成立了自己的政治组织。泰国的红衫军与黄衫军之争基本上就是分别代表不同阶层的两大派系之争。普密蓬巧妙利用两派纷争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政府人选：如果在任的政府不被老百姓喜欢，那么国王只需要换一个军方代表人物就行了。泰国政府就此成为王室意志的执行者：表面上是政府在运作，实则是国王在指挥。
普密蓬堪称是政界的“端水大师”——他在政权、军权和民意之间做了对自己最有利的取舍。在王权面前军队、政府只是普密蓬讨好民意、稳定王室的棋子。普密蓬只要发觉军队、政府稍有对立之意便会弃车保帅抛出其一以稳定自己身为一国之君的地位。在1973年泰国爆发的大规模游行中25万群众走上街头与军队发生冲突。事后有75名学生丧生于军队的镇压之下。
民意沸腾之际普密蓬把一直忠于自己的总理他侬推出来当“替死鬼”：普密蓬罢免了他侬，又任命了新的总理。1992年泰国又爆发了一场大游行。这次政府在国王的授意下进行镇压造成大批学生伤亡。尽管这回镇压游行是在国王的授意下进行的，但普密蓬国王为稳定大局再次弃车保帅：普密蓬摆出一幅调停者的姿态命令当时的政府总理和军队最高掌权人跪在自己面前向全国人民认错。
在这几次政权更迭中普密蓬始终在政府、军队、民众三者之间保持一种超脱的地位。普密蓬通过巧妙的政治运作协调着三方之间的关系，从而奠定了自己在泰国人民心中的“救世主”的形象。从那时起国王就成为了民众心目中的天神、泰国的定海神针。学生们上课前要起立感谢泰王赐予的书籍；人们看电影前要站起来向泰王的图片默声致敬；大街小巷到处都张贴着泰王的照片。
泰国的孩子们在这样一种从小就见到周围人对国王顶礼膜拜的社会氛围中成长起来，所以当这些孩子长大成人之后自然就会发自内心把国王奉为神明。制定了宪法的泰国尽管并不是像沙特一样的绝对君主制国家，然而正是上面提到的特殊背景使其与其他君主立宪国表现出截然不同的特征。泰国军方与国王形成了一种政治同盟。掌握着军权的国王就得以对国家行政进行间接影响。
从上世纪50年代起普密蓬国王就开始大力发展农业：用经济作物去替代罂粟种植，开始打造农业机械化，研制了抽水机、中耕机、插秧机......之后普密蓬又在泰国大力发展畜牧业，从而解决了泰国奶类的日常消耗并增加了收入。到了1969年深知泰国农村落后情况的普密蓬成立了扶助山民的国王计划：让山民们种植起了油茶、夏威夷坚果、茶叶和咖啡等三百多种经济作物，从而极大提高了泰国农民的收入水平。
这些因为国王的政策直接受益的泰国农民自然成为了君主制的坚定拥护者。普密蓬在位时期还积极开放泰国市场主动吸引来自海外的投资。到了上世纪90年代泰国一度被视为一只脚已迈入了发达国家门槛。当时的泰国是东南亚的汽车制造中心和东盟最大的汽车市场。这不仅带来了经济效益，更解决了泰国人就业的难题。随着旅游业的高速发展使泰国人的生活是一天一个样。泰国因此开始被誉为亚洲四小虎之一。
泰国民众自然对这样能不断提升大家生活品质的国王爱戴有加。泰国人对王室的爱戴之情就是在这样的背景下形成的。这样几十年下来之后国王的威信也就越来越大，与此同时王室的财富也越来越多。纵观泰国王室自普密蓬时代以来几十年的历史不难发现一种规律：随着王室权力的提升也使得王室财富日益膨胀，而王室财富的增长又反过来巩固了王室的权力。
普密蓬上台之初只是军方随意操弄的一个吉祥物。那时泰国的王室在世界各国王室中也并不以富有闻名。随着普密蓬把国家实权收回到自己手中以后泰国王室的财富就像是坐火箭一样嗖嗖往上涨。普密蓬国王在位时期王室就凭借手中的权力开始深度介入国内经济体系。如今泰国王室拥有全国最多的土地，同时泰国数得上名号的企业几乎都有王室在里面参股。
在福布斯排出的全世界最富有的五大王室中各自的资产情况如下：迪拜王室40亿美元、阿布扎比王室150亿美元、沙特王室180亿美元、文莱王室200亿美元、泰国王室约300-400亿美元。早在2011年老国王普密蓬的总资产就高达300亿美元，从而得以占据全球最富有王室成员的榜首。这还仅仅只是普密蓬国王的个人资产，而不是泰国王室的全部资产。当然普密蓬的个人资产在泰国王室的总资产中是占大头的。
泰国王室的收入约占泰国GDP总量的1/10。因此有人说王室其实就是泰国最大的财阀。泰国首都曼谷相当一部分土地其实都是王室资产：泰国王室光是王宫就有十几处之多。此外暹罗酒店、奇隆、无线路中央商业和购物区的大片商业地产其实都是找泰国王室租的。泰国王室还在全国拥有超过13万英亩的农业和畜牧用地。这些土地估值至少1万亿泰铢（约合300亿美元），每年光是租金都有数亿美元。
泰国王室除了占有土地资源以外在投资上也颇有心得。泰国王室的资产由王室资产管理局统一管理。王室资产管理局是泰国最大的两家公司泰国汇商银行和泰国沙炎水泥的大股东（持股都在20%以上）。王室资产管理局还通过附属子公司CPBEquity持有大量其他重要资产和股份。曾有泰国学者估算过这些投资的合计价值约达1.4万亿泰铢（约合386亿美元）。
泰国王室资产管理局的一项职能就是对泰国的各个企业进行评估。如果一旦发现利润可观的项目就会运用手中的职能强行插入一脚。只要是国王瞧得起你，那么你就只能接受王室投资参股分红。因此泰国王室不仅现有产业规模相当庞大，而且理论上只要王室看中的产业就可以插足其中。像中国游客经常去的玉佛寺、蛇药店和珠宝金器店很多都属于王室产业。
泰国王室的投资不仅限于国内——泰国王室在海外也有大量投资：德国著名的凯宾斯基酒店的大股东之一就是泰国王室（持股价值在15亿美元以上）。泰王海外公司的持股价值据估计可能超过10亿美元。以上这些只是由王室资产管理局统一管理的资产。事实上泰国王室成员的某些资产并没被纳入王室资产管理局的统一管理之下。比如诗琳通公主持有泰国暹罗典范购物中心25%的股份。
这笔财产由于没纳入到王室资产管理局的统一管理之下，所以并没计入到王室资产的统计当中。可事实上这笔钱确实属于泰国王室成员所有。由此可见泰国王室真正的总资产只会比官方统计数据所披露的更多。泰国王室除了通过土地和投资赚钱之外还有一条生财途径就是在国内外参加各种各样的活动。老国王普密蓬是一个学识渊博、多才多艺的人：他精通7门外语且在音乐、绘画、摄影等方面均达到了专业水平。
普密蓬还曾代表泰国参加国际快艇赛得过奖牌，又曾驾风帆横渡泰国湾。普密蓬生前很喜欢参加国际性的各种赛事活动。普密蓬所出席的活动分为公益性的和收费性的两类：参加公益性的活动有助于提升自己以及泰国王室在国际上的知名度；至于参加收费性的活动可是要收取出场费的。其实这样干的不只是普密蓬，甚至也不一定非得是国王。世界各国的政要、富豪、影视明星都会出席一些收出场费的活动。
毕竟这些人的参加实际上是用自己的名人效应给主办方做了一次广告，那么收取一定的广告费自然也就是合情合理的。有时出席这些活动还会收到礼物：在1997年普密蓬加冕50周年的庆典活动上泰国工商界送了一颗重达545.67克拉的钻石。这颗名为“金色陛下”的钻石是目前全球最大的加工钻石（价值在50亿元人民币以上）。普密蓬的儿子、现任泰王珍藏有豪车600多辆（其中大多是全球仅此一辆的私人定制版）。
2006年6月普密蓬国王为庆祝自己登基60周年曾宴请全球25个王室。这场耗时5天的庆典宴请之人皆是各国的王子、王妃、国王、王后。庆典现场仿佛就是一本大型走动的《格林童话》。宴会的服务人员呈现任何物品都需要戴上白手套、手持金盘托住此物跪着向宾客呈递。就连宴会的服务人员也必须是有贵族血统或一定身家背景。泰国现任国王的登基仪式比起老国王登基60周年庆典的排场也不遑多让。
泰国现任国王位期三天的登基仪式花掉了10亿泰铢（折合人民币约2亿）。当时他头上戴的王冠全部由黄金铸成并镶有9颗价值连城的宝石。这顶重达14.6斤的王冠在戴上时需要左右各站一人拉紧王冠金绳才能戴稳。泰国王室每次出现在公众面前必是金光闪闪令人瞠目。普密蓬的妻子、现任泰王的母亲诗丽吉王后就是一个行走的“珠宝箱”：祖母绿黄金腰带、钻石流苏冠冕、梵克雅宝的“泰国之冠”都是她的私藏好物。
泰国王室凭借雄厚的财力从事慈善事业，从而为自己赢得了良好的声誉。普密蓬国王在位时期常去泰国各地“送温暖”：通过对底层民众的走访和布施塑造自己在民众中的形象。在泰国动荡不定的政局之中普密蓬国王屡屡充当化解危机的仲裁者。同时王室也热心于各种宗教祭祀活动。王室礼仪同佛教仪式高度结合，从而在这个几乎全民信佛的国家内将自己塑造成为半人半神的存在。
同时泰国国王的权威性也得到泰国宪法的保护。任何攻击王室的言论在泰国都属于犯罪行为。2017年6月泰国清迈一个名叫泰翁的保险业务员因为在脸书上批评王室被判入狱35年。事实上2014年以来因为这个罪名入狱的多达70人以上。时至今日在泰国人们面见王室成员仍需行跪拜礼以示尊敬。需要指出的是泰国国王的权力并非来自于国家制度层面。泰国并不是一个像沙特那样的绝对君主制国家。
事实上泰国从1932年以后就已成为一个君主立宪国。泰国宪法规定由民选政府享有国家的治理权。泰国在平时也确实是由民选政府负责国家政治治理。如今泰国国王通常并不会干预国家日常行政事务。泰国国王之所以拥有较大实权完全是由于普密蓬国王通过长袖善舞的政治手腕游走于军方、民众乃至宗教界等各方势力之间所造成的事实结果。普密蓬通过巧妙的政治运作把军方大佬们掌控在了自己麾下。
由于泰国的军队是归国王掌控的，所以当国家出现紧急状态时国王可以利用军队迅速介入到政局中。泰国王室在掌握军权的同时还是全世界最有钱的王室。这也是泰国王室能干预国家政治的有利条件之一：泰国的红、黄两大阵营之争由来已久。两派都组织了自己的政党参与竞选，而参与竞选是需要资金的。在泰国最大的财阀就是王室，那么谁最有能力干预国家政治呢？
当然我们也要看到这样一个事实：泰国王室尽管手中掌握着相当的实权，可还是无法达到像沙特王室那样能绝对控制国家的地步。首先泰国王室对军队的控制是通过圆滑的政治手腕利用军方内部的矛盾以及军方与民众的矛盾实现的，然而泰国王室对军队的控制并不像沙特王室那样有任何制度上的保障。以前普密蓬靠驾驭军方大佬才能掌握实权，可谁也不知道以后的泰国国王还有没有他这样的政治手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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