私募内线，李渊为什么不能阻止″玄武门之变″？
“玄武门之变”是李世民为了夺取唐朝最高权力发动的政变，他在政变中不但清除了既为政敌又为兄弟的李建成和李元吉，还将父亲李渊赶下了皇位。那么，李渊身为皇帝，为什么没能阻止儿子的政变？在我们的固有印象里，是因为李渊的昏庸无能才无力阻止政变发生。可事实果真如此吗？我们不妨从已知历史记载中，梳理一下李渊父子在此之前都做了些什么，进而分析李渊本人究竟能否阻止这场政变。
1，重皇族轻大臣
唐朝建国之初，中央朝廷控制的土地十分有限，对地方的影响力也相对较弱，而且由于政治上的动荡，李渊出于本能很难信任大臣和武将。除了屈指可数的晋阳元从，他更信任和重用的还是以三个儿子为代表的李氏皇族。
在当时，唐朝的官吏大致可以分为三类。其一，隋朝降臣。这些人在李唐入主长安以后，官位和秩级基本都保持不变。其二，归降的地方割据军阀。李渊在实力有限的情况下，为了笼络住他们，便承认这些人的既得利益。所以很多地方官与中央朝廷的关系并不紧密，一旦局势出现变化，最先叛乱的也是这一类人。其三，由李唐王朝任命的官吏。相比较前二者而言，他们对唐朝的忠诚度比较高。然而，这一类人毕竟是少数，根基又很浅，所以，李渊更乐于重用皇族。
皇族的利益和唐王朝深度绑定，在天下尚未彻底平定之前，还是他们相对更加可靠。正因为此，李渊对三个儿子予以重用也就顺理成章。武德元年，朝廷任命的十七位重臣中，有半数以上都来自李唐皇族或外戚家族。如李世民任尚书令、皇族成员李瑗任刑部侍郎、外戚窦琎任户部尚书、女婿赵慈景任兵部侍郎等等。
所以，唐朝建国初期，李渊的用人策略大致可总结为“重皇族，轻大臣”，一方面牺牲某些自身利益，拉拢那些不太可靠的官吏，另一方面重用可以信任的皇族以及外戚成员，以保障李唐王朝的安全。
2，以诸子相互制衡
根据现有史料的记载，李渊对待诸子的态度通常模棱两可。但有一个不争的事实就是，他对三个儿子予以了重用。长子李建成根据宗法制成为太子，留在长安处置政务，为将来当皇帝做准备。
“高祖忧其不闲政术,每令习时事,自非军国大务,悉委决之”。李世民最初授太尉，掌管河北各地府兵。武德四年，李渊授权他建天策上将府，除了拥有属官以外，地位更在十四卫府之上。而李世民也没有辜负李渊的重用，东征西讨、南征北战，为唐朝统一天下立下汗马功劳。
李元吉同样也统管兵马，但他主要负责北方边防，针对来自突厥的军事威胁。
李渊建国以后的一系列安排，基本都围绕着“稳定内部，兼并割据”这一最高政治目标。所以，对三个儿子也采取了相对开放的策略，任他们自由发挥能力，并不着意强调皇子之间的地位高低差别，甚至为了提高决策效率，还常常给予儿子们临机专断之权。正是基于这种用人策略，李世民才凭借着过人的才智和能力脱颖而出。
李渊这么做，还有一个不能明言的目的，那就是以分别重用三个儿子的形式，让他们之间互相制衡，避免一家独大进而威胁到皇帝的地位。所以，当李世民集团的实力于武德中期渐成尾大不掉之势以后，李渊的态度就开始向李建成和李元吉倾斜，并逐步削夺李世民的兵权。然而，其时天下尚未统一，一旦有大战，还需要李世民领兵上阵，因此对李世民集团的削弱也就变得十分有限。
（二）“玄武门之变”以前李世民都做了些什么？1，利用征战网罗人才，经营以洛阳为中心的地方势力
李世民在武德年间之所以能够屡屡建功立业，很大一部分原因在于他善于网罗人才。其中所谓晋阳元从中也有相当一部分人加入了李世民集团。如长孙顺德、刘文静、窦琮、刘弘基等人，后来都成为其重要心腹。而这些人都与关陇集团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实际上李世民拉拢人才的同时，也等于积极争取关陇集团对他本人的支持。
李世民执掌陕东道大行台、天策上将府、洛州都督府时，大量的关陇人才也纷纷在其麾下任职。如蒋国公屈突通，其父祖起家与北周，自由隋入唐，便先后跟随李世民征伐薛举、王世充。玄武门政变之前，屈突通与张亮等秦王府关键人物又赶赴洛阳镇守，以防不测。
李世民之所以在政变前夕派人镇守洛阳，原因在于那里是他重点经营的地方势力范围。武德四年李世民平定洛阳以后，鉴于其重要的战略地位，便开始培植亲信，重点经营。
“太宗以洛州形胜之地 ,一朝有变 ,将出保之。 遣亮之洛阳 ,统左右王保等千余人 ,阴引山东豪杰以俟变。”以此足见，李世民从经营洛阳开始，就已经做着有朝一日争夺大位的准备。
2，与突厥贵族建立良好的关系
武德初年，李渊以李元吉负责突厥边事，实际上还有另一个目的，为了隔绝李世民与突厥之间的联系。但是，李世民仍旧与一部分突厥贵族建立了相对良好的关系，史载，他就常与突厥突利可汗互称兄弟。
“突利初自武德时，深结于太宗，太宗亦以恩义抚之，结为兄弟，与盟而去。”深结突利可汗，在关键时刻，突厥人就有可能成为李世民的外援。如武德七年，李世民的地位已经很是不妙，李渊甚至以妃嫔的诬告为借口，打算进一步削夺其职权。但也就在此时“会有司奏突厥入寇”，八月，上万突厥骑兵攻至五陇阪，唐廷震动。不得已之下，李渊派出李世民和李元吉带兵迎敌。但突厥骑兵与唐军并未进行决战，便莫名其妙的请和撤兵。
这次突厥入寇事件中，李世民再立战功，得以暂时获得喘息之机，为最终的摊牌做最后准备。
武德七年以后，李渊又一改以往针对突厥的消极防御战略，转而进入反攻阶段。负责北部边防的李元吉得到重用，地位开始稳步上升，甚至连李世民麾下的心腹悍将也被先后调拨到他的麾下。非但如此，李建成和李元吉甚至还有意谋夺秦王府精锐兵马。李世民的地位已经变得岌岌可危。
（三）矛盾最终不可调和的深层诱因1，李世民的个人命运绑定了太多王朝利益
李渊重用三个儿子稳固江山的同时，也带来了他意想不到的副作用。那就是李世民在东征西讨的过程中，虽然为唐朝消灭了诸多割据势力，可也渐成尾大不掉之势。在这个过程中，李世民的个人命运绑定了太多的王朝利益，平定薛举、击败宋金刚、歼灭王世充和窦建德势力，大破刘黑闼等成功的军事行动，不但为李唐王朝开疆拓土，也为他带来了巨大的威望。
而且，整个武德时期，唐朝的内战和边患依旧频仍，李世民以其出色的能力增强了自身的不可替代性。当李渊觉察到次子的实力已经隐隐威胁到自己时，处理起来难免就会投鼠忌器、瞻前顾后。
所以，武德七年，当突厥人大举进犯时，李渊慌忙停止了对李世民的打压，将他与李元吉一同派上战场，以解决这次军事危机。而李世民果然也不负所望，几乎兵不血刃的便使突厥人退兵。
2，“宽仁无断”——李渊的致命弱点
李渊本人在性格上也有一定程度的缺陷，落下“宽仁无断”的名声也并非后人强加。作为皇帝，当感受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儿子威胁时，没有果断采取措施，反而还找了许多理由进行自我安慰。曾有人建议李渊提前除掉李世民，他却认为儿子“有定四海之功,罪迹未见,一旦欲杀,何以为辞？”如此并非说做皇帝一定要心黑手辣、摒弃人伦，而是皇权争夺向来就是如此无情，手软的人终究不合适身涉其中。这直接导致了他在诸子相争的过程中，多数时间持作壁上观的态度，没有采取及时有效的行动进行制止干预。
与李渊形成鲜明对比的则是其玄孙李隆基，仅仅凭着没有任何证据的构陷，就能让这位盛世之君亲自下令处死三个儿子。说到底，“宽仁无断”实在与乱世之君格格不入，也是李渊失败的重要原因之一。
结语以上可知，“玄武门之变”中，李渊的表现可谓一言难尽，无法简简单单用能力不足或昏聩糊涂来概括。很明显，父子二人进行了长时间的博弈，李渊对李世民这个儿子从重用到打压，由始至终都怀有一种复杂的情绪，其中有性格使然，也有人伦之情使然。
当然，那年的李渊已经是一位61岁的老人，无论精力或能力都已经无法和正当盛年的李世民相比。在此后九年的幽禁生涯中，他也许会后悔曾经的优柔寡断，也许会怨恨二郎的骨肉相残。但历史的车轮就是这么无情，一代开国皇帝雨打风吹去，只留下青史之上的笑柄任后人评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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