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富集团(历史上真的有这段故事吗)

道富集团，历史上真的有这段故事吗？

我是水煮汗青，我来回答。

目莲救母的故事来自于《佛说孟兰盆经》，这部经书最早是在东汉的时候传入中原，到了东晋时期有人给翻译过，后来随着朝代的不断更迭，目莲救母的版本越来越多。下面先和大家简单说一下这个故事。

目莲救母

目莲是一位僧人，一生积德行善终于修成正果。他成功以后首先想到自己的父母，便开天眼查看，发现母亲正在地狱饱受饥饿之苦。为了报答乳哺之恩，目莲施展法力给母亲化了一钵饭，他的母亲端着饭往嘴里送的时候，饭到嘴里就变成火红的炭，烫得她哀嚎大叫。

目莲找佛陀问原因，佛陀说：“你母亲生前罪孽太深，如今坠入饿鬼道，靠你一个人的力量是不能够救她的。现在你只有找十方众僧帮你才能救她。”

目莲求得十方众僧，在七月十五那天一起施法念经，然后再给母亲送去食物，终于令他母亲摆脱了饿鬼道，重新投胎转世。

以上就是目莲救母的故事，后来有出现很多版本，比如相声、戏剧等等，甚至有些版本还把黄巢说成是目莲转世，因为他在救母的时候把地狱里的十万八千个鬼魂也放了出来，而黄巢起议的时候据传说杀了十万八千人，这就是收拾前世留下的烂摊子。

目莲救母是真实的历史吗？

从故事的情节来分析，我相信很多人都不会认为这是一段真实历史。

目莲救母其实就是佛教中的一个故事，其本意是教人向善，劝人学好，但这个故事到了中国就被添加了“孝”的元素进去，因为传统的儒家思想是以孝为先。

目莲救母用儒家思想是很好解释的，就是一个孝顺儿子的故事；但如果用佛家的理论来理解这个故事，却是矛盾重重。

佛教讲究因果，凡事有因必有果。目莲的母亲坠入饿鬼道就是因为她犯下太多罪恶，所以必须接受惩罚。目莲出手相救其实已经打破了因果，就好像坏人做了坏事，然后求神拜佛之后就可以洗脱罪孽？这显示是不符合因果的。

目莲行善积德，为何在他母亲活着的时候没有制止她作恶，反而是死后才解救她？如果能够及时制止，他母亲的恶因也许会少一些，相应的受害者也会少一些，但目莲为何没有把罪恶掐死在摇篮里？

结束语

一千个人眼中就有一千个哈姆雷特，不同的人看《目莲救母》的故事就会有不一样的观点，有人看到了孝，有人看到了善，有人看到了因果，有人看到了轮回……

对此大家有什么不一样的看法吗？欢迎在下方评论留言。

中国式亲戚关系？

一点都不复杂，删繁就简，一杆子插到底，随心所意，随心发落。

（一）现在不是亲也能搭上亲，认个干爸干妈，只要有利用价值，顷刻之间就打得火热，比任何亲都亲，走得比亲爸妈都近。

（二）因一点小事闹一点矛盾，有些人翻脸比翻脸都快，就是有血缘关系的兄弟姐妹们，都老死不相往来。一方认个错，服个软，也没有一点商量的余地。

（三）朋友，谈得拢的，走得近的，有来有去，礼尚往来；经常会个餐，吃个饭，联络一下感情，朋友之间相互帮扶，有钱出钱，有力出力。

（四）别别扭扭，心里有疙瘩的，表面文章做做，跑跑龙套，到时候无非是包个红包，出个份子，就打发了。

人间百态，有奶水供才是娘，有利益输才是真情。其它，都是扯淡的

？

和日本姑娘结婚之后的生活是什么体验？

历史上日本女性的确以对丈夫千依百顺温柔贤惠闻名。明治维新后的日本在推行义务教育时就曾明确指出男生和女生在学习目的上是不同的：男孩子上学是为了富国强兵、服务大众；女孩子上学是为了承担起照顾家庭的责任，从而让男性能在没后顾之忧的前提下参与社会活动。明治政府为贯彻这种理念就把茶道、花道、手工以及各种家务活都列入到女生的学习课程中，所以那时的日本女性都是科班出身的家庭主妇。

然而如果你对日本女性的角色定位认知如果还停留在这种在家相夫教子的全职家庭主妇印象可就out了。1871年明治政府派出由岩仓具视、木户孝允、大久保利通、伊藤博文、中江兆民等人率领的使节团访问欧美各国。与使团随行的还有日本派往欧美各国的留学生（这其中就有五名女团员）。五名女团员中最年轻的津田梅子学成归国后创办了女子义塾大学。这是日本第一所为女性提供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的学校。身处时代转折关口的津田梅子是一个具有双面性的历史人物。

津田梅子将全副心力都奉献于女子高等教育，然而她对当时社会上逐渐开始兴趣的女权运动却持反对态度：尽管她认为女性应当享有和男性平等的受教育机会，然而她认为女性受教育重在提升个人修养。她并不认为女性应当运用自己学到的知识去参与社会活动。所谓“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观念在津田梅子心中依然是根深蒂固。不过当时另外一些女性解放运动人士则比她走得更远。明治政府曾要求昔日的武士们把传统的发髻改成西式的发型。

谁知社会上一些活跃的女性们站出来要求：既然男人能改换发型，那么女人自然也能改换。当时一些日本女性成立了一个组织：这个组织要求成员一律留短发，从而以清新爽洁不紧绷的形象示人。明治政府得知此事后立即对此予以取缔，之后又颁布了禁止女性剪发的法令。政府对女性的歧视引发了一些女权运动人士的抗议：这一时期日本全国范围内陆续诞生了一些呼吁男女平等的团体组织。这一时期日本最著名的女权运动人士是岸田俊子。

明治维新后日本在政治、经济、军事、文化等各方面全方位学习西方列强，以致于连自己的发型服饰都进行了变更，然而却唯独在一夫一妻制这个问题上并没立即效仿。岸田俊子就到处发表演讲要求废除男性可以纳妾的传统婚姻制度，后来越来越多的家庭妇女都聚集到了岸田俊子。这些人家务也不干了，孩子也不带了，整天跑去听岸田的演讲。那时的岸田成为了一大群家庭主妇的偶像，也成为了当时的日本男性最痛恨的人。在岸田等人的争取下日本最终还是确立了一夫一妻的婚姻制度。

19世纪80年代的日本女性已拥有了一定的社会地位：她们可以自由出入一些夜店等公共场所，也可以和绅士们搭讪、喝酒，甚至还有一些女性开始进入政府担任一些职务。不过这种现象只存在于一些开风气之先的上流社会女性身上。直到二战前日本绝大多数女性依然过着传统的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生活。日本女性直到战后的1945年12月17日才破天荒地获得了和男性同等的选举权。从此日本女性可以与日本男性平等地参与到国家政治事务中。

二战后日本女性不仅在政治地位上得到了提升，与此同时在经济地位上也逐渐有了显著的提高：战前日本绝大多数女性都是在家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战后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开始和男性一样从事各种工作。到了1973年仍有大约四分之一的日本已婚女性是专职主妇，然而到了2008年这一数据已减少到19%。日本社会的主流观念也由过去那种认为女性就该在家相夫教子的传统思维向包容女性独立意识转变：1973年35%的日本人认为女性在婚后应当专注于家庭，到了2008年这一数据减少到了12%。

1973年42%的日本人认为女性在成家后就该辞职照顾家庭。包括中国观众比较熟悉的山口百惠也在婚后完全放弃了个人事业。当然这并不能证明她就过得不幸福，因为这毕竟是她自己的选择。不过当时的日本社会对女性在成家后继续在外抛头露面这种行为的接受程度的确是偏低的。然而如今女性在成家后就该辞职早已不是日本社会的主流意识。在1973年只有20%是日本人认为女性在成家后还能兼顾事业和家庭，然而到了2008年一半左右的日本人都认为女性在成家后是能兼顾事业和家庭的。

1973年只有50%的日本人认为丈夫应当分担家务，然而2008年有86%的日本人认为丈夫应当分担家务。直到上世纪八九十年代日本女性的择偶标准仍是“三高”：高学历、高收入、高身长。高学历是为了保证自己的配偶有高深的资历；高收入是为了确保婚后的物质生活有保障；高身长是希望自己的配偶在身高上看着更顺眼。这三条标准中高身长是身材颜值方面的要求，而高学历和高收入实际上都是要求配偶在社会上有更强的竞争力，因为只有这样自己才能安心在家相夫教子。

所谓日本女性的温柔实际上就是在这样一种社会氛围下形成的：长期以来日本男性的地位高于女性。在家相夫教子的家庭主妇缺乏独立生活的经济基础，所以那时的日本女性更多只是男性的附属物。那时的日本女性在婚后就一门心思忙着照顾家庭：对丈夫言听计从千依百顺。即使丈夫有做得不对的地方通常也都会迁就了事。不过这种现象如今正逐渐成为历史。目前日本女性的择偶标准已由“三高”悄然转变为“三强”：做家务能力强、生存能力强、体质健康强壮。

日本女性在择偶观上对房、车之类的物质化的东西要求相对不是太高。请注意是相对不太高，但这不代表她们不要求经济物质条件。事实上全世界任何一个国家无论男性女性在择偶时都是有一定经济条件要求的，只不过日本女性在择偶时对经济物质条件这块没太多的硬性要求，只要觉得还过得去就是可以接受的，所以也不存在天价彩礼的问题。在现实中也确实有不少日本夫妻是租房住的。相比之下日本女性对男性做家务的能力、生存能力、身体健康等方面的要求会更多。

以前日本女性无论在婆家做多少家务都被认为是理所当然的，然而现在随着越来越多的日本女性有了独立自主意识后家务就成了需要夫妻分摊的事。如今专职家庭主妇早已不再是日本女性所追求的目标了。有了自主独立意识的日本女性甚至已开始反过来要求丈夫应当如何如何。日本女性对丈夫在社会上交际应酬的能力比较看重——这被她们视为是一个人在社会上的生存能力、适应能力的一部分：如果丈夫在外面交际应酬活动多会让妻子觉得有面子。

一些日本男性甚至因此不敢在下班后直接回家。在中国如果丈夫回家晚了可能会被妻子清算盘问干啥去了；在日本如果丈夫回家早了会被妻子埋怨：“你这么早回来会让我没面子的”。在日本人的意识中回家晚证明受公司器重，所以需要经常加班应酬；回家早则说明此人在公司无事可做。这种偏见导致一些日本男性下班后哪怕在外闲逛也要拖晚一些回家。所以真正了解日本男性的婚姻生活后也许并不会觉得他们真有想象中那么幸福。日本女性和中国女性一样对丈夫是有所要求的。

当然如今的日本也依然还有一些专职家庭主妇。尽管这种现象在日本已越来越罕见，不过在有些地区也的确依然客观存在。那么这些家庭主妇是不是不会要求丈夫这这那那的呢？我们需要注意这样一个基本事实：这些家庭主妇所谓的“温柔贤惠”是建立在不工作的基础之上。这样的家庭主妇的确会任劳任怨承担一切家务，也不会对丈夫在外的交际应酬有太多要求，然而这一切的先决条件是她们不会帮丈夫分担家庭的经济负担。在这一前提下她们只需要料理好家务即可。

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太太只需要在丈夫下班之后嘘寒问暖就可以了。这种家庭的女人在婚后唯一的任务就是把丈夫、孩子照顾好，剩下的也就是做做家务、化妆逛街之类的。在这种家庭中男人的生活压力其实是比较大的，因为他必须用一个人的收入维持一家人的生活。即使是在这样的家庭环境中丈夫也是不敢轻易得罪妻子的：这种家庭的男性通常都是不会做家务的，所以一旦离开老婆可能连饱饭都吃不上。这种家庭的男士如果和妻子吵架了，那么可就不知道第二天妻子会给自己准备什么食物了。

在日本甚至出现了一个专属名词——复仇便当（恶妻便当）。所谓复仇便当就是妻子在吵架后为报复丈夫而恶意制作的包含愤怒和怨恨的便当。由此可见所谓日本女性的温柔更多只是我们长期囿于传统观念而形成的定势思维。事物永远都是发展变化的：日本这个国家不是永远一成不变的，日本女性的思维观念也是在悄然变化的。事实上日本女性和中国女性一样都有温柔的和不温柔的。盲目认定某个国家的女性都是温柔娴淑的贤妻良母只是一种固定思维下贴标签的行为。

历史上的田氏代齐是怎么回事？

我是棠棣，一枚历史爱好者。欢迎大家【关注】我，一起谈古论今，纵论天下大势。君子一世，为学、交友而已！

这个问题我来回答：

一、田氏在齐国的做大

齐国原来最大的卿族是国氏和高氏,他们是天子任命的上卿世族,管仲、鲍叔牙虽执政,也不及他们的地位高,管仲仅受下卿之礼。后来齐灵公时,崔杼为大大受宠,庆克辅佐崔,崔氏和庆氏开始得势。

公元前554年崔杼立齐庄公,掌握政权。公元前548年,崔杼杀齐庄公、立齐景公,崔、庆两氏进一步控制政权。两年后庆封灭崔氏,独自当政。

田氏(即陈氏)原来是陈国的公族。公元前672年,陈国发生内乱,公子完(田敬仲)逃奔齐国,被齐桓公任命为工正,田氏开始在齐国立足。

田氏利用与公室的关系逐渐壮大自己的力量。至齐景公时公室衰败,田桓子(无宇)为了争取民心,就减轻对百姓的剥削。原来齐国有四种量器:豆、区、釜、锺,四升为豆，由豆至釜也是四进位制,釜到锺是十进位制。田氏的豆、区、釜三种量器都加大四分之一。他用私家的大量器借出,用公家的小量器收回。

同时,田氏将山上的木料运到市场上出售,价格却不高于山上;将海中出产的鱼、盐、蜃蛤等产品拿到市场上出售，价格也不高于海边。田氏使用这些方法笼络百姓,以树立田氏的威信。与此相反,齐国君却加重对人民的剥削,将百姓所得的三分之二掠归自己,只剩下三分之一维持百姓的生活。

国君积储的财物因堆积过多而腐败生虫,而百姓却挨饿受冻。由于公室的严刑酷罚,许多人被砍断脚,因此市场上鞋子不值钱,假脚反倒昂贵。百姓有疾苦,田氏就厚加赏赐,“其爱之如父母,而归之如流水”(《左传》昭公三年)。田氏将归依于他们的民众变作佃农,采用封建租佃制进行剥削,这样就建立起了田氏的封建制经济基础。

田氏在广收民心,不断扩大自己的经济实力的基础上,多次利用齐国贵族间的矛盾逐步削弱公室的势力,并夺取齐国的政权。公元前545年,庆封专权遭到其他大族的不满,田氏、鲍氏就联合公族栾氏、高氏(惠公之后,非前述高氏)共灭庆氏。

栾氏和高氏执政,他们非常专横,并互相争斗。公元前532年,由于栾氏、高氏“耆酒信内、多怨”(《左传》昭公十年),田桓子乘他们酗酒时,联合鲍氏将栾、高二氏消灭,并“分其室”。

田氏为了分化瓦解旧贵族,进一步争取人心,壮大自己的力量,就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为了表示谦让,将所分得的家产全部转交给齐景公,并请求告老;(2)对过去被驱逐的贵族,把原来的封邑还给他们,并增加了他们的俸禄;(3)对国内贫因孤寡之人,私下施合粮食；(4)通过齐景公的母亲,向景公索取高唐(今山东高唐东)为封地。这样“陈氏(田氏）始大”。

二、田氏独揽朝政

田氏虽然力量日大,但齐国的世卿高氏、国氏仍旧掌握大权。公元前490年齐景公病重,让国夏、高张立少子荼为太子，把其他公子安置到莱地。齐景公死,公子阳生等逃至鲁国或卫国。国氏和高氏立荼为国君,并掌政。田桓子之子田乞一方面装出事奉高氏国氏,每逢上朝一定和他们同坐一辆车子;但另一方面却挑拨大夫们和高氏、国氏的关系，煽动大夫们起来反对他们。

公元前489年,田乞在酝酿成熟的基础上,联合鲍氏和诸大夫,率领武装进入宫中。高氏和国氏知道消息后,也率领部下要进宫,结果被田氏打败。齐国的百姓倒向田氏,国夏逃奔莒国,高张等人逃至鲁国。同年田乞私下将公子阳生从鲁国接回立为国君,是为齐牌公,接着杀了国君茶。齐公上台后,田乞掌握国家大政。

公元前487年,鲍收和齐悼公关系不和,鲍牧想杀悼公,结果失败,反被除去。两年后,田乞杀齐悼公,立其子壬为国君,即齐简公。

三、齐政尽归于田氏

齐简公即位以后,重用他的宠臣阚止(监止)执政,企图削弱田氏的权力。田常(田乞之子,又名田成子)感到自己的地位受到威胁,为了对抗公室的势力,就“上请爵禄而行之群臣,下大斗斛而施于百姓(《韩非子·二柄》),使大臣和民众都拥戴他。

因此民间流传着“妪乎采芑,归乎田成子”的歌谣(《史记•田世家》),连采野菜的老妇都愿归顺田常,表明人心之所向。为了一致对外,田常还努力加强本宗族内的团结,使“陈氏方睦”(《左传》哀公十四年),阚止想离间田氏没有成功。

公元前481年,田氏考虑到阚止得到齐简公的支持,决定先动手,先派田子行到宫中做内应,田常兄弟四人进入宫中,将阚止和齐简公隔开,遭到简公的反抗,田常一度犹豫想逃跑，但在田子行的坚持下继续进攻。阚止集合部下攻打宫门,没有取胜而逃走,田氏追击,将其杀死。齐简公逃到舒州(今山东滕县南),被田常逮捕,不久将他处死,另立简公之弟骜为国君,即齐平公。

齐平公即位后,田常为了巩固田氏的权力,对内对外均采用和亲政策,“尽归鲁、卫侵地,西约晋、韩、魏、赵氏,南通吴、越之使,修功行赏,亲于百姓,以故齐复定”(《史记·田世家》)。为了防止旧贵族复辟,“尽诛鲍、晏、监止及公族之强者”,并将安平(今山东淄博东)以东至琅玡(今山东诸城南)的广大区域都划入田氏封邑,封地面积超过了齐平公的食邑,大大加强了田氏的经济实力。这样,“齐国之政归田常”(《史记·田世家》)。

四、田氏篡齐

田常死后,他的儿子田襄子(田盘)继承。田襄子让其兄弟、宗族之人“尽为齐都邑大夫”,同时“与三晋通使”(《史记·田世家》),外靠韩、赵、魏的新兴地主阶级势力。田襄子死后,他的儿子田庄子(田白)继承。田庄子死后,子田和继承。公元前391年,田和将齐康公迁到海边,作为一城的君主,他自己实际上当了国君。

不久,田和托魏文侯向周天子请求列为诸侯。公元前386年,周安王正式封田和为齐国诸侯,即田太公。这样,齐国地主阶级的夺权正式完成。八年之后,齐康公死,姜氏在齐国断根。

（正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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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品的江南巡盐道任伯安？

任伯安在《雍正王朝》里，级别虽然不高，是一个从三品的江南巡盐道，只比扬州知府车铭高一点，却属于典型的小官巨贪，能量非常大。胤禛下江南筹款赈灾，第一站就来到了扬州。即便任伯安作为扬州地区级别最高的官吏，按照常理面对皇子也应该卑躬屈膝，但是任伯安没有，根本不给胤禛这个皇子面子，真是胆大包天。

那任伯安为什么会有这么大的胆子呢？他又有多少钱呢？

任伯安就职的江南巡盐道，可以说是当时大清朝最肥的官职了。

（任伯安剧照）

由于盐属于国家垄断行业，又是百姓离不开的日常调味品，使得国家设置了专门管理盐务的官职。而在明清时期，又以东南地区的海盐为主，加上扬州是当时的交通枢纽，便于运输、中转，所以把江南巡盐道这个官署设在了扬州。

江南巡盐道这个职务，就是负责与“盐”有关的一切事情，从生产、销售、运输统统可以管，可以说大清的盐务就是任伯安在管理。所以当时江南地区最富有的盐商对任伯安马首是瞻，溜须拍马无所不用其极。

而我们在剧中也看到，扬州知府车铭为了巴结任伯安，不惜花钱买丫头给任伯安，就是这个原因。这也是胤禛下江南筹款为什么去扬州的原因，因为盐商都在扬州。任伯安担任江南巡盐道，自然少不了盐商们的孝敬，至于每年拿多少，估计就是天文数字了。

从任伯安每年拿出100万两银子孝敬老八集团的九皇子，就可以看出任伯安每年的油水有多少，要知道当时河南发大水，朝廷也只有50万两库银，可见任伯安真是富可敌国。而之后胤禛和胤祥一行人，在江夏镇得罪了任伯安和刘八女，骑马整整跑了两天才出了江夏镇的地界，可见江夏镇是有多大，而江夏镇则是刘八女和任伯安的大本营。

任伯安之所以敢顶撞四皇子胤禛，则是因为任伯安是九皇子胤禟的门人，也就是老八集团的人。这就好理解任伯安为什么能当上全天下最肥的职务了，因为有老八胤祀在后面撑着，这就是朝中有人好做官的道理。

对于胤禛一行人下江南筹款，在京城的老八等人肯定快马加鞭通知了任伯安，要他掣肘胤禛的筹款计划，使得他不能完成任务，任伯安也的确是这样做的，也只能这样做才能取悦胤祀，不然任伯安的官位肯定不保。

而最后任伯安之所以带头捐款，也是因为胤禛拿到了胤禟写给任伯安的书信。把柄握在了胤禛手上，任伯安只能倒霉，带头认捐20万两，盐商们跟进，使得胤禛完成了200万的筹款任务。

当然，关于任伯安的剧情还在继续，并且始终是服务于皇子们夺嫡而展开的。

当年任伯安在吏部当书吏时，用时十多年整理了一部《百官行述》，里面记载了300名官员的不良记录，而当年的这些小官基本上都做到了封疆大吏。此消息一出，使得太子、胤祀、胤禛等人都虎视眈眈。任伯安此时已经被免去江南巡盐道的职务，为了重新当上江南巡盐道，任伯安不惜拿《百官行述》与太子交换。可见江南巡盐道对于任伯安是有多重要。

可机关算尽，任伯安等来的却是年羹尧的屠刀，却可惜了江夏镇那700多无辜牵连的性命。而年羹尧之所以屠镇，也是看上了任伯安搜刮来的巨额财产。

对此，你觉得任伯安有多少钱呢？欢迎留言评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