演进(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普通话的)

演进，中国什么时候开始有普通话的？

普通话（Standard Mandarin/Putonghua）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是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以北方话（官话）为基础方言，以典范的现代白话文著作为语法规范的现代标准汉语。普通话作为联合国工作语言之一，已成为中外文化交流的重要桥梁和外国人学习中文的首选语言。截至2015年，中国70%人口具备普通话应用能力，尚有约4亿人只局限于听懂的单向交流。《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普及攻坚工程实施方案》计划“到2020年，在全国范围内基本普及国家通用语言文字”，具体为全国普通话普及率平均达到80%以上。

清末已出现“普通话”一词，清廷1909年规定北京官话为“国语”，民国时期多次制定国语读音，新中国成立后1955年规定国家通用语言为普通话。国语的前身是明清官话，更早之前则称为雅言。

沿革：1909年清政府将北京官话命名为国语；民国时多次制定标准，1918年北洋政府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1923年国语统一筹备会第五次会议决定基于现代中国北方官话的白话文语法和北京话语音制定语音，1932年经国民政府教育部颁布《国音常用字汇》后，确定国语标准；新中国成立后1953年以北京市、热河省省会（1955年中央裁撤热河省承德划入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制定标准后于1955年向全国推广。2000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作为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律地位。

“普通话”这个词早在清末就出现了。1902年，学者吴汝纶去日本考察，日本人曾向他建议中国应该推行国语教育来统一语言。在谈话中就曾提到“普通话”这一名称。1904年，近代女革命家秋瑾留学日本时，曾与留日学生组织了一个“演说联系会”，拟定了一份简章，在这份简章中就出现了“普通话”的名称。1906年，研究切音字的学者朱文熊在《江苏新字母》一书中把汉语分为“国文”（文言文）、“普通话”和“俗语”（方言），他不仅提出了“普通话”的名称，而且明确地给“普通话”下了定义：“各省通行之话。”后来瞿秋白等也曾提出“普通话”的说法，二十世纪三十年代瞿秋白在《鬼门关以外的战争》一文中提出，“文学革命的任务，决不止于创造出一些新式的诗歌小说和戏剧，它应当替中国建立现代的普通话的文腔。”“现代普通话的新中国文，应当是习惯上中国各地方共同使用的，现代‘人话’的，多音节的，有结尾的……”并与茅盾就普通话的实际所指展开争论。经“五四”以来的白话文运动、大众语运动和国语运动，北京语音的地位得到确立并巩固下来。1949年新成立的北京中央政府确定现代标准汉语由国语改称普通话。

普通话是现代标准汉语的另一个称呼，各国都有自己的通用语言（官方用语、首都官话）——无论美国、俄罗斯、印度等国，都是语言方言众多而推行各国的标准用语以利于人们广泛交通。中国的国家通用语言是普通话，即汉语普通话，是中国历代官方推行的修正型的首都雅音（区别于首都胡同音）。要区别三个概念：首都雅音即首都官话，首都胡同音，修正型的首都雅音。

北京作为全国的政治、经济和文化中心，前后历时八百多年。由于经济政治的集中，北京话的影响逐渐增大，地位日益重要。一方面，北京话作为官方的通用语言传播到全国各地，成为“官话”，“官话”也就逐渐成了各方言区之间共同使用的“共同语”；另一方面，以北方话为基础的白话文学作品，特别是元明以来的戏曲，也更多地接受了北京话的影响。这样，北京话就为汉民族共同语的标准音打下了坚实的基础。到了清朝末年，以北方话为基础方言、以北京语音为标准音的汉民族共同语实际上已经形成。新中国的普通话以北京官话语音（区别于北京胡同话）为基础音，加以部分修正（主要是吸收滦平话的特点如直接、清晰、明确）。以滦平话为主要标准——滦平话是北京官话（热河省承德方言为东北方言的一支）的推行区、记录区，小小区别于北京胡同话。

普通话是规范化的，是中国法定的全国通用语言。《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第19条规定：“国家推广使用普通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通用语言文字法》确立了普通话和规范汉字的“国家通用语言文字”的法定地位。

明代初期定都南京，南京官话被推崇，以南京官话为官方语言，金陵雅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以古中原雅言正统嫡传的身份被确立为中国汉语的标准音。朱棣夺取建文帝的帝位，迁都北平（改为京师，称北京），以南京人为主、从全国各地迁徙数十万贵族、富户、民众。以南京官话为主要基础影响元大都语音，经历明朝整个时代的过程，北京官话（异于北京胡同音）初步形成。

清代贵族学习和推广北京官话，在雍正年间在南方方言区推广基于北京音的官话，设立“正音书馆”。公元1909年，清政府设立了“国语编审委员会”，将当时通用的官话正式命名为国语。这是清代汉语首次得到官方命名。

1911年，中华民国成立后，后年2月在北平召开了“中国读音统一会”制定了史称老国音的国音系统，确定了以“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国音，具有入声。同期并制定了注音字母第一式。1913年，新建立的民国政府制定的老国音虽以北京音为主，但为了兼顾各地，仍具有南京官话的特征，如有入声等。当时预定为官方语言的国音是南京话和北京话的结合：区分平翘舌音、前后鼻音、尖团音，平、上、去声调按照北京话，而部分韵母、入声音调按照南京话，成为一个京音为主兼顾南北的复合普语言。1918年（中华民国七年）公布了第一套国家认可的国音“注音字母”，以“折中南北牵合古今”为原则，包括保持入声特征，主要由北京官话和南京官话混合提取创造。1919年4月21日，北洋政府成立“国语统一筹备会”。1919年9月编辑出版了《中华民国国音字典》。1920年，由于《国音字典》语音标准与北平语音标准产生的矛盾，爆发了“京国之争”。同年，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今南京大学）英文科主任张士一发表《国语统一问题》，认为注音字母连同国音都要做根本的改造，不认同国音，主张以北平音为国音标准。1921年，中华国音留声机片及国语留声机片先后发行，确定了国音声调。中华国音留声机片由王璞在上海发音，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为北京读书音。国语留声机片是赵元任在美国发音，上海商务印书馆制作发行，平、上、去依北京声调，入声则为标准南京音。1932年5月，中华民国教育部正式公布并出版《国音常用字汇》，为确立国语的标准提供了范本，为现代汉语标准第一个系统——国语系统。1932年之后的国语广播，都采取了以《国音常用字汇》为标准的形式，各地的国语标准一致化。1949年以后的国语系统、普通话系统、华语系统，均源于这个时期的国语系统。

1953年中央人民政府以东四省之一的热河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1955年，确定现代标准汉语名称由国语改称普通话，作为国家通用语言写入宪法，制定标准后于1956年2月6日由国务院发布《关于推广普通话的指示》，向全国推广。《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第十九条规定:“国家推广全国通用的普通话。”现代标准汉语为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国家通用语言。由于政治原因，中国大陆与台湾的称呼不同但内涵一致，均为现代标准汉语。

河北省承德市滦平县为普通话标准音的主要采集地（一些语词当地极少使用则在其它地方采音）。1953年当时中央人民政府政务院派出的语言专家，他们在为制定中国通用语言规范进行取音考察，在滦平的金沟屯镇、巴克什营镇、火斗山乡三地进行了语音采集。作为全国规范，普通话需要音节口型顺畅，声调简明，易于分辨，甚至要求语速适中，气流连贯，韵味充足，适于广播、演讲和日常交流，如此才适合作为推向全国的公共用语。从后来普通话的规范来看，滦平日常的语言非常符合这些标准。滦平话音准分明，字正腔圆，语调比当时的北京话要“硬”一些，显得直接、清晰、明确，尤其是没有北京胡同音那种儿化、省字、尾音等发音习惯，易于学习推广。1955年10月，“全国文字改革会议”和“现代汉语规范问题学术会议”召开，将汉民族共同语的正式名称定为“普通话”

2016年10月23日《普通话最标准的地方不是北京！而是这个小县城》报道：回答一个谜题，北京专家进村采集语音为什么选择滦平县？地理上并不属于中心的滦平，为什么人人能说一口标准的普通话？

200多年的历史断层，“洗”掉了滦平原先的方言；满清旗民在滦平开田建庄，又让滦平成为北京官话的推广区。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做出了一个对中国影响深远的决策：迁都北京。固守长城，在长城外很大范围形成军事隔离区，实际上也是一片无人区，而滦平就处在这个无人区的最南边。

清朝，包括皇家内务府直管的皇庄、王府直管的王庄和八旗各级官兵所有的旗庄，纷纷建立“口外庄田”。

“口外建庄”的过程，恰好与北京官话的普及同步。这一过程也需要追本溯源。早在明朝，官方语言为南京官话，以金陵雅言为标准音，以《洪武正韵》为规范。永乐年间迁都北京，移入数十万人口，随之而来的南京官话又成为当时北京官话语音的基础。——满清入主北京以后，朝廷积极学习汉文化特别是语言文化。满族人学说的北京话，逐步成为清代推广的新北京官话。这个时期，恰好是满清旗民在滦平开田建庄的高峰时期。

王国平认为，庄田与京城交往密切，受当时北京官话影响较大。滦平既然像是空白磁带，大量来源多样的移民没有强势方言，通用的就是清朝推广的北京官话，可以说在清朝时滦平就是北京官话推广的先行区。【清朝高级贵族群体在滦平纷纷建立“口外庄田”，在空白区域形成一个新的贵族区。北京官话是北京雅音，区别于北京胡同音，雅音以当时有文化的贵族群体为主要使用人群（并带动其他人模仿学习），学习汉语韵典，在语速、气流、韵味等方面有讲究，形成高雅音质】

“在此基础上形成的滦平话，受北京官话影响很深，演变中也具备了自己的特点，比如直接、清晰、明确。也许这些恰好符合推广的标准吧。”从清末到民国，再经过新文化运动，影响广泛的北京官话最终成为新中国普通话的前身

另外，值得了解：清朝政府为什么推行雅音？除了交流的功能（关外的皇太极时期就对八旗子弟设立了翻译考试科），还有科举考试里汉语用韵的要求。清朝科举考试有三个目的：一是为选官取士以管理庞大的国家，二是为了从汉族等多民族的文化人里获得优秀人才，三是有助于以经书来统一思想、加强思想统治。入关后，顺治二年进行了首次科举考试，康熙时期还采用“制科”，包括博学鸿词科等等。一般科举考试必考的两种文体八股文和试帖诗，都要求汉语用韵：八股文因为起股、中股、后股、束股都有两股对偶句，被称八股文，对偶句要用韵。试帖诗主要是要精通结构和用韵。因此，有北京官话能力就拥有一种优势，有文化的群体和贵族群体出现学习汉语雅音的气氛，懂雅音成为某种高级身份的标志，导致他人模仿。汉语韵书著名的有《唐韵》、宋代《广韵》、明初的《洪武正韵》。

普通话语音的特点是：声母除舌尖后擦音、鼻音 、边音外，无浊音；韵母多复元音，鼻韵母有前后之分；没有声母的清浊对立，没有入声韵，尖团合流，声调较少，调式简单，另外有轻声和儿化韵。

与印欧语系相比，普通话语音有鲜明的特点：

1．音节结构简单，声音响亮。普通话中，一个音节最多只有4个音素，其中，发音响亮的元音占优势，是一般音节中不可缺少的成分。一个音节内可以连续出现几个元音（最多三个），如“坏（huài）”，而且普通话音节中没有复辅音，即没有像英语“lightning（闪电）”、俄语“Встреча（遇见）”那样几个辅音连在一起的现象。

2．音节界限分明，节律感强。汉语的音节一般都是由声母、韵母、声调三部分组成，声母在前，韵母紧随其后，再带一个贯穿整个音节的声调，便有了鲜明的音节界限。从音素分析的角度观察，辅音和元音互相间隔而有规律地出现，给人周而复始的感觉，因而极便于切分音节。

3．声调抑扬顿挫，富有表达性。普通话声调变化高低分明，高、扬、转、降区分明显，能够较强的表达一个人的情感。

现代标准汉语的发音基本沿袭了北京话的语音系统，但各地标准略有差异。对汉语而言，单音节（单字）发音可分为声母、介音（韵头）、韵腹、韵尾、声调五个要素，而韵头、韵腹、韵尾又被合成称为“韵母”；超音节（词句）发音还存在连续变调等要素。直音和反切都是古代给汉字注音的方法。至一九二六年，产生了由钱玄同、黎锦熙、赵元任等制订的“国语罗马字”，曾由当时南京的大学院于一九二八年正式公布。接着，一九三一年产生了由瞿秋白、吴玉章等制订的“拉丁化新文字”。拉丁化新文字和国语罗马字是拉丁字母式汉语拼音方案中比较完善的两个方案，大大超越了它们之前的各种方案。

依据注音符号的标音系统，其声韵系统共有21个声母、3个介母、13个韵母及4个声调。

依据汉语拼音的标音系统，其声韵系统共有23个声母（计入y、w两个半元音）、39个韵母（略同于注音符号中所有独用与结合韵母）和4个声调。

汉字从甲骨文至今已有多少年历史？

到二十一世纪，汉字已经有六千多年的历史。

汉字是世界上最古老的文字之一，已有六千多年的历史。在形体上逐渐由图形变为笔画，象形变为象征，复杂变为简单；在造字原则上从表形、表意到形声。除极个别汉字外（如瓩、兛、兣、呎、嗧等），都是一个汉字一个音节。

汉字是迄今为止连续使用时间最长的文字，也是上古时期各大文字体系中唯一传承至今者，中国历代皆以汉字为主要官方文字。

在古代，汉字不单中国使用，在很长时期内还充当东亚地区唯一的国际交流文字，20世纪前都是日本、朝鲜半岛、越南、琉球等国家官方的书面规范文字，东亚诸国都有一定程度地自行创制汉字。

扩展资料：

汉字的历史演变过程：

从仓颉造字的古老传说到100多年前甲骨文的发现，历代中国学者一直致力于揭开汉字起源之谜。甲骨文是一种成熟而系统的文字，为后世的汉字发展奠定了基础。此后，汉字又经历了铜铭文（金文）、小篆、隶书、楷书等形式，并一直沿用至今。

小篆使每个字的笔画数固定下来；隶书构成了新的笔形系统，字形渐成扁方形；楷书诞生以后，汉字的字形字体就稳定下来，确定了“横、竖、撇、点、捺、挑、折”的基本笔画，笔形得到了进一步的规范，各个字的笔画数和笔顺也固定下了。

墓碑上的故显考妣是什么意思？

很多人说中国人没有宗教信仰，这其实不完全正确。诚然，类似基督教或者伊斯兰教那样的宗教，中国人的确很少信仰，就算是佛教和道教，尽管在民间有很强的影响力，却也很难说有多少虔诚的教徒。但是有一种“信仰”，却是中国人所独有的，那就是所谓的“祖宗信仰”。

中国人对于祖先（父系）的崇拜程度，世所罕有，古代的开国帝王，登基后的第一件事就是追封自己的父系祖先，比如唐朝的开国皇帝李渊，就一连追封了好几位，甚至把春秋时期的老子（李耳）都给追封为唐圣祖。

正所谓上行下效，皇帝如此，民间当然也不会差到哪去。至少在建国以前，民间还有许多家谱流传，这些家谱，就是中国人“祖宗信仰”的最佳证据。不过社会发展到今天，家谱也早就式微了，现在的人，恐怕大多数连自己曾祖父的姓名都说不出来了吧。但是有一个地方，却始终记载着祖先们的名字，那就是墓碑。

与城里公墓不同的是，农村的墓地，是没有期限可言的，而且一个家族的先人，多葬在一处。这些墓碑上，就有墓主人的名讳，以及他们的生忌年月、子孙后代情况等等。其中最引人注目的，则是中间的一列或两列（合葬墓）大字，那就是墓主人的姓名，但又不是简单的直书其名，而是加了修饰的。

墓碑并不是简单地展示墓主人的名讳，而是用了“故、先、显、考、妣”等特殊字眼

看过农村墓碑的人，肯定会注意到那上面的文字有些奇怪，经常会以“故先考”或者“故先妣”开头，然后才是XX氏，再接下来才是墓主人真正的大名，最后加上“之墓”两个字，有的也会在“之墓”前加上“先生”、“孺人”之类的敬称。有时候，“先”字会被“显”字替代，或者只有“先考”、“显考”，开头没有“故”字。还有少数情况，墓碑上没有“考”或者“妣”。

总之，“故、先、显、考、妣”，就是墓碑上常见的，而又令许多人不解的五个字眼，它们究竟有什么含义呢？为什么有的会用“显”来代替“先”，有的会丢掉开头的“故”字，有的又不用“考”或者“妣”呢？

“考妣”分别指代父亲和母亲，如不用“考妣”，则说明立碑人非墓主人子女

墓碑上常见的“考妣”这两个字，其实就是分别指代了父亲和母亲，考即父亲，妣即母亲，有个词叫做“如丧考妣”，就是形容一个人极度悲伤，就好像同时死了父母一样。一些父母合葬的墓，碑文上就会并列出现考妣，一般是考字在左，妣字在右，因为中国古代一般是以左为尊，而当时又是典型的男权社会，自然父亲的地位会比母亲更尊贵一些。

但也有少数墓碑，并不会出现考或者妣这样的字眼，这就说明立碑人非墓主人的子女。比如弟弟为亡兄立的碑，就不可以用考这个字，只能用“先兄”或者“故兄”这样的字眼。

“显”和“先”，读音虽然类似，意义却大不相同，二者不可混用

关于“先”这个字，相信每个人都清楚它的含义，那就是对“亡故”的讳称，所以“先考”、“先妣”就分别指代已经亡故的父亲或者母亲。在《红楼梦》里，贾母给初来的林黛玉介绍李纨时，曾说她是“先珠大嫂子”，意思就是亡故的表兄贾珠家的嫂子，在这里，先就作“亡故”解，与墓碑上是一样的。

既然“先”就足以表达这种含义了，为何还会出现“显考”、“显妣”这样的称谓呢？这其实就是子女希望父母在泉下更有尊严，“显”有显赫、显耀之意，比先字更为尊贵。但也并非所有情况下都可以用“显”这个字眼，如果墓主人去世之时，他的父母以及岳父母仍有人在世，或者立碑之时墓主人尚未抱孙，就不可以用“显”而只能用“先”。所以民间就有长孙出世后再给祖父母立碑的情况，为的就是可以用上“显考”、“显妣”这样的尊贵称谓。

最后说一下“故”这个字，它其实就是字面意义，也即亡故。所以实际上，“故”与“先”、“显”是重复了的。所以一些严守传统的人，就会在碑文上省去“故”字，而只用“先考XX”这样的写法。当然了，加上故，也不会造成别人理解困难，所以像“故先考”、“故显妣”这样的写法，在民间也大有存在。

甲骨文的分期是怎样的？

关于甲骨文的分期

现存商代的甲骨文，都出自殷墟（河南安阳小屯），《竹书纪年》中记载，从盘庚迁殷，到纣王朝覆灭，共273年。

目前见到最早的甲骨文是武丁时期作品，也就是说，现存的商代甲骨文是从武丁到纣王共200多年的契刻文字遗迹。

自“甲骨之父”王懿荣1899年发现甲骨文以来，殷墟先后出土有字甲骨约15万片。分别珍藏於中、美、英、法、德、日等十二个国家和地区的博物馆、学术机构及私人手中。期间陆续的评述和研究都不够系统，误解也有很多，可以说是众说纷纭。

要厘清甲骨文字，必须自分期开始。而甲骨文分期这个概念，起于甲骨学家、古史学家、“甲骨四堂”（其他三位分别是罗振玉号雪堂、王国维号观堂、郭沫若字鼎堂））之一董作宾（字彦堂）。

1917年春，董作宾跟随张嘉谋去开封，在张家管书房兼办家务。后经张嘉谋先生的指导和引荐考入开封育才馆读书，初步接触到甲骨文，从此他便与甲骨文结缘并产生浓厚兴趣，开始研究中国考古学。

1928-1934年间，他先后8次参与殷墟的发掘，随后专门从事甲骨文字的研究。主编了《殷虚文字甲编》和《殷虚文字乙编》二书，选录抗日战争以前1～15次殷墟发掘出土的有字甲骨 13047 片。1931年，他在《大龟四版考释》一文中，首先提出由“贞人”（他把“卜问的人”称为贞人）可以推断甲骨文的时代 。

对于甲骨文的分期，他的论述如下：

第一期，武丁及其以前（盘庚、小辛、小乙、四世四王）；

第二期，祖庚、祖甲（一世二王）；

第三期，廩辛、康丁（一世二王）；

第四期，武乙、文丁（二世二王）；

第五期，帝乙、帝辛（二世二王）。

甲骨学家胡厚宣，在此基础上，合并了三、四两期，共为四期。

考古学家陈梦家认为，殷墟甲骨最早为武丁时期，一期不应该把盘庚、小辛、小乙三王包括在内，改为三期：

早期：武丁、祖庚、祖甲、

中期：康丁、武乙、文丁

晚期：帝乙、帝辛、廩辛

详细分的话，则每一王世都可以独立，共为9期。

以上各家分期，各有长短，都不能完全适用于甲骨断代，所以近20年来，主要进行了分组研究。

所谓分组，是一种更为科学、精密的断代研究。以一个主要的贞人为代表，找出同一时期内与他共存的其他贞人，进而确认时间的先后和所在王世。

在排定先后顺序的同时，还各有一些在中间环节的刻辞，也都能准确地为之断代。

所以，关于甲骨文的分期，会以最新的分组断代研究为基础，结合旧的分期，在历史线索中进行，甲骨文是商代书法的精华，是从仿形向书写方面转化的开端，也是改造“原型”引发书体演进的开端，能够真正理解，从它的发展史中找到若干规律，对于研究先秦书法，有着至关重要的意义。

对联是从什么演化出来的？

对联又称对偶、门对、春贴、春联、对子、桃符、楹联(因古时多悬挂于楼堂宅殿的楹柱而得名)等，是一种对偶文学，起源于桃符。是写在纸、布上或刻在竹子、木头、柱子上的对偶语句。言简意深，对仗工整，平仄协调，字数相同，结构相同，是中文语言的独特的艺术形式。

对联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瑰宝，有历史记载的最早对联出现在三国时代。明洪武年间（1368-1399年），在江西庐陵（今江西省吉安市）地方，出土一尊特大铁十字架，上铸有三国时代孙权赤乌年号（238-250年）。在铁十字架上又铸有艺术精美的对联云：“四海庆安澜，铁柱宝光留十字；万民怀大泽，金炉香篆蔼千秋。”观其形式与内容，与中国早期基督徒有关联。春节时挂的对联叫春联，办丧事的对联叫做挽联，办喜事的对联叫庆联。对联是利用汉字特征撰写的一种民族文体，一般不需要押韵（律诗中的对偶句才需要押韵）。

骈文与律诗是对联的两大直接源头。对联在自身发展过程中，又吸收了古体诗、散文、词曲等的特点。因而对联所用句式，除了律诗句式、骈文句式外，还有古体诗句式、散文句式、仿词曲句式。不同句式适用格律不同、宽严不同。其中律诗句式平仄要求最严，古体诗句式则除了对句末平仄有要求，其他位置平仄不拘。[1]

春联源远流长，相传起于五代后蜀主孟昶。他在寝室门板桃符上的题词：“新年纳余庆，嘉节号长春”，谓文“题桃符”（见《蜀梼杌》），这要算中国最早的对联，也是第一副春联。宋代不同史料对此说法不一，还有将作者归为孟昶儿子的。因而这副春联作者到底是谁，仍是个悬案。

清代名将对联（通翰斋）

对联作为一种习俗，是中国传统文化的重要组成部分。2005年，中国国务院把楹联习俗列为第一批国家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楹联习俗在华人乃至全球使用汉语的地区以及与汉语汉字有文化渊源的民族中传承、流播，对于弘扬中华民族文化有着重大价值。

历史探源

楹联者，对仗之文学也。这种语言文字的平行对称，与哲学中所谓“太极生两仪”。即把世界万事万物分为相互对称的阴阳两半，在思维本质上极为相通。因此，我们可以说，中国楹联的哲学渊源及深层民族文化心理，就是阴阳二元观念。阴阳二元论，是古代中国人世界观的基础。以阴阳二元观念去把握事物，是古代中国人思维方法。这种阴阳二元的思想观念渊源甚远，《易经》中的卦象符号，即由阴阳两爻组成，《易传》谓：“一阴一阳之谓道。”老子也说：“万物负阴而抱阳，冲气以为和。”（《老子》第42章。）荀子则认为：“天地合而万物生，阴阳合而变化起。”（《荀子·礼论》）《黄老帛书》则称：“天地之道，有左有右，有阴有阳。”这种阴阳观念，不仅是一种抽象概念，而且广泛地浸润到古代中国人对自然界和人类社会万事万物的认识和解释中。

《周易·序卦传》“有天地然后有万物，有万物然后有男女，有男女然后有夫妇，有夫妇然后有父子，有父子然后有君臣，有君臣然后有上下，有上下然后有礼仪有所措。”《易传》中，分别以各种具体事物象征阴阳二爻。阴代表坤、地、女、妇、子、臣、腹、下、北、风、水、泽、花、黑白、柔顺等；与此相对应，阳则代表乾、天、男、夫、父、君、首、上、南、雷、火、山、果、赤黄、刚健等。这种无所不在的阴阳观念，深入到了中华民族的潜意识之中，从而成为一种民族的集体无意识。而阴阳观念表现在民族心理上，重要的特征之一，就是对以“两”、“对”的形式特征出现的事物的执着和迷恋。对联格式严格，分大小词类相对。传统对联的形式相通、内容相连、声调协调、对仗严谨。

语言寻根

一副标准的楹联，它最本质的特征是“对仗”。当它用口头表达时，是语言对仗，当它写出来时，是文字对仗。语言对仗的含义是什么呢？通常我们提到要求字数相等、词性相对、平仄相拗、句法相同这四项，四项中最关键的是字数相等和平仄相拗，这里的字数相等，不同于英语的“单词数”相等，其实质上是“音节”相等。即一个音节对应一个音节。在英语中，单词“car”与“jeep”在数量上是相等的，但音节不相等。而汉语“卡车”与“吉普”，数量相等又音节相等。汉语之所以能实现“音节”相等，是因为汉语是以单音节为基本单位的语言。音节、语素、文字三位一体。汉语每个音节独立性强，都有确定的长度和音调，音调古有平、上、去、入四声，今有阳平、阴平、上声、去声四声，皆分平仄两大类。平对仄即谓相拗。这样，汉语的语素与语素之间（即字与字之间）就能建立起字数相等、平仄相谐的对仗关系。而英语中，即使事物的名称、概念能够相对，单词的数量和词性能够相对，两个句子的句式能够相对，但其音节长短不一，独立性弱，可自由拼读，又无声调，故无法相对。楹联大多数是写成文字，并且很多时候还要书写、悬挂或镌刻在其它建筑物或器物上。因此，楹联对仗的第二层即是所谓文字相对。文字相对意味着楹联不仅是语言艺术，又是装饰艺术。作为装饰艺术的一副楹联，要求整齐对称，给人一种和谐对称之美。汉字又恰好具备实现整齐对称的条件，它是以个体方块形式而存在的，方方正正，整整齐齐，在书写中各自占有相等的空间位置。它具有可读性，又具可视性。其方块构形，既有美学的原则，又包含着力学的要求。它无论是横写与竖排，都能显得疏密有致，整齐美观。而英文呢，它是拼音文字，每个单词长短不一，只表音，不表义，更无可视性，只能横排，不能竖排，无法从形体上实现真正的对称。下面试举两个意思相同的中英文对偶句进行比较，以进一步说明为何只有汉语才有真正的对仗，而英文和其他拼音文字则不能。

对联起源秦朝，古时称为桃符。关于中国最早的楹联，谭蝉雪先生在《文史知识》1991年第四期上撰文指出，中国最早的楹帖出现在唐代。他以莫高窟藏经洞出土的卷号为斯坦因0610号敦煌遗书为据：

岁日：三阳始布，四序初开。

福庆初新，寿禄延长。

又：三阳回始，四序来祥。

福延新日，庆寿无疆。

立春日：铜浑初庆垫，玉律始调阳。

五福除三祸，万古□(殓)百殃。

宝鸡能僻(辟)恶，瑞燕解呈祥。

立春□(著)户上，富贵子孙昌。

又：三阳始布，四猛(孟)初开。

《声调谱》作者赵执信明确指出：“两句为联，四句为绝（句），始于六朝，元（原）非近体。”王夫之说，对联源于律诗的说法，好比“断头刖足，残人生理”——《清诗话》

对联源于中国文字语音的对称性，出现应该在周朝以前，造纸术和书法的发展，使对联成为独立文体。

对联形式短小，文辞精炼，既是一种生动的艺术表现形式，又是一种优秀的文化遗产。对联是在古代的“桃符”和“对句”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中国最早的春联出现在一千多年前。具史料记载，后蜀广政二十七年（公元九六四年）的春节前夕，后蜀主孟昶因平日善习联语，故趁新年来到之际，忽然下了一道命令，要求群臣在“桃符板”上题写对句，以试才华。群臣们各自写好一幅，耐心等待审查。孟昶一一看过，均不满意。于是他就亲自提笔，在“桃符板”上写了“新年纳余庆；佳节号长春”。这就是中国用文字记载下来的一幅最早的春联。对联的格式精巧玲珑的对联，不仅有着悠久的历史和传统习惯，而且在群众广泛运用的基础上还有一种统一点要求，固定的格式。从文学角度来看，它是我国民间文化遗产中讲究较多、要求较严的一种特殊文体。从格式上看，它紧密结合现实生活中间有两个门框和一个门楣道特点相应地由三部分组成：上联：第一句，也叫出句；下联：第二句，也称对句；横额：也叫横批或横披。上、下联是对联的主体，有和壁之妙，缺一不可。另外，对联主实际运用中，上、下联文字不管多长，一般都没有标点，这也是格式上的一种特殊讲究。但也有例外。

从文学史的角度看，楹联，系从古代诗文辞赋中的对偶句逐渐演化、发展而来。这个发展过程大约经历了三个阶段。

对偶阶段

时间跨度为先秦、两汉、三国、两晋至南北朝。在中国古诗文中，很早就出现了一些比较整齐的对偶句。流传至今的几篇上古歌谣已见其滥觞。如“凿井而饮，耕田而食”、“日出而作，日入而息”之类。至先秦两汉，对偶句更是屡见不鲜。《易经》卦爻辞中已有一些对偶工整的文句，如：“渺能视，跛能履。”（《履》卦“六三”）、“初登于天，后入于地。”（《明夷》卦“上六”）《易传》中对偶工整的句子更常见，如：“仰以观于天文，俯以察于地理。”（《系辞下传》）、“同声相应，同气相求，水流湿，火就燥，云从龙，风从虎……则各从其类也。”（乾·文言传）

成书于春秋时期的《诗经》，其对偶句式已十分丰富。刘麟生在《中国骈文史》中说：“古今作对之法，《诗经》中殆无不毕具”。他例举了正名对、同类对、连珠对、双声对、叠韵对、双韵对等各种对格的例句。如：“青青子衿，悠悠我心。”（《郑风·子衿》）、“山有扶苏，隰有荷花。”（《郑风·山有扶苏》）《道德经》其中对偶句亦多。刘麟生曾说：“《道德经》仲裁对之法已经变化多端，有连环对者，有参差对者，有分字作对者。有复其字作对者。有反正作对者。”（《中国骈文史》如：“信言不美，美言不信。善者不辩，辩者不善。”(八十一章)、“独立而不改，周行而不殆。”（二十二章） 再看诸子散文中的对偶句。如：“满招损，谦受益。”（《尚书·武成》）、“乘肥马，衣轻裘。”《论语·雍也》）、“君子坦荡荡，小人常戚戚。”（《论语·述而》）等等。辞赋兴起于汉代，是一种讲究文采和韵律的新兴文学样式。对偶这种具有整齐美、对比美、美的修辞手法，开始普遍而自觉地运用于赋的创作中。如司马相如的《子虚赋》中有：“击灵鼓，起烽燧；车按行，骑就队。”

骈偶阶段

骈体文起源于东汉的辞赋，兴于魏晋，盛于南北朝。骈体文从其名称即可知，它是崇尚对偶，多由对偶句组成的文体。这种对偶句连续运用，又称排偶或骈偶。刘勰在《文心雕龙·明诗》评价骈体文是“俪采百字之偶，争价一句之奇。”初唐王勃的《滕王阁序》一段为例：

时维九月，序属三秋。潦水尽而寒潭清，烟光凝而暮山紫。俨骖騑于上路，访风景于崇阿。临帝子之长洲，得仙人之旧馆。层峦耸翠，上出重霄；飞阁流丹，下临无地。鹤汀凫渚，穷岛屿之萦回；桂殿兰宫，即冈峦之体势。

披绣闼，俯雕甍，山原旷其盈视，川泽盱其骇瞩。闾阎扑地，钟鸣鼎食之家；舸舰迷津，青雀黄龙之轴。云销雨霁，彩彻区明。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渔舟唱晚，响穷彭蠡之滨；雁阵惊寒，声断衡阳之浦。

全都是用对偶句组织，其中“落霞与孤鹜齐飞，秋水共长天一色”更是千古对偶名句。这种对偶句是古代诗文辞赋中对偶句的进一步发展，它有如下三个特点：一是对偶不再是纯作为修辞手法，已经变成文体的主要格律要求。骈体文有三个特征，即四六句式、骈偶、用典，此其一。二是对偶字数有一定规律。主要是“四六”句式及其变化形式。主要有：四字对偶，六字对偶，八字对偶，十字对偶，十二字对偶。三是对仗已相当工巧，但其中多有重字（“之、而”等字），声律对仗未完全成熟。

律偶阶段

律偶，格律诗中的对偶句。这种诗体又称近体诗，正式形成于唐代。但其溯源，则始于魏晋。曹魏时，李登作《声类》十卷，吕静作《韵集》五卷，分出清、浊音和宫、商、角、徵、羽诸声。另外，孙炎作《尔雅音义》，用反切注音，他是反切的创始人。一般的五、七言律诗，都是八句成章，中间二联，习称颔联和颈联，必须对仗，句式、平仄、意思都要求相对。这就是标准的律偶。

举杜甫《登高》即可见一斑：

风急天高猿啸哀，渚清沙白鸟飞回。

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

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

艰难苦恨繁霜鬓，潦倒新停浊酒杯。

这首诗的颌联和颈联，“无边落木萧萧下，不尽长江滚滚来。”“万里悲秋常作客，百年多病独登台”对仗极为工稳。远胜过骈体文中的骈偶句。除五、七言律诗外，唐诗中还有三韵小律、六律和排律，中间各联也都对仗。

律偶也有三个特征：一是对仗作为文体的一种格律要求运用；二是字数由骈偶句喜用偶数向奇数转化，最后定格为五、七言；三是对仗精确而工稳，声律对仗已成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