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淮动力重组,淝水之战中晋兵的战力如何

江淮动力重组，淝水之战中晋兵的战力如何？

我是棠棣，这个问题我来回答：要知道淝水之战中晋兵的战力如何，就必须说到“北府兵”。因为东晋淝水之战中主要作战力量就是八万以“北府兵”为主体的晋军。提起北府兵，我们第一印象绝对想起两个人谢安和其侄谢玄。可事实上北府兵真正创建者是郗鉴。

一、北府兵创建

1、流民与流民帅

西晋末年，五胡乱华，大量流民南迁。流民南来，情况各异，有的是分散行动，有的是由大族率领；有的零星流过长江，有的大股滞留江北。司马睿南渡后，流民一度零散地涌入东吴，数量不详。 东晋为了应付流民问题，颁行给客制度以及征发流民为僮客者为兵，主要就是针对这些留在扬州江南诸郡流民的。

太兴四年的给客制度限于流民之失籍者，地域只是都下及扬州江南诸郡。 制度规定流民皆条其名上有司，并规定为客者皆注家籍，即附籍于主人户中，其用意在于使流民有名可稽，使国家在一定程度上可以掌握这些流民。

屯驻于江淮之间受东晋委署的流民帅，多数曾有在北方抗拒胡羯的历史。他们所统的武装力 量长期相随，多少具有私兵性质。东晋朝廷不得不重视他们，又不敢放心大胆地使用他们。 他们是东晋的一支唯一可用的兵力，可又是朝廷不能完全信赖的兵力。

一般说来，东晋是按 照流民帅原有的地位高低和兵力多寡，委之以太守、刺史、将军之号，划分大致的地盘，羁 縻于长江之外，拒绝他们过江南来。对于已经到达或者将要到达长江的流民帅，东晋往往以 军事理由促其北返。 名义上附晋的流民帅，曾长期置身于北方多种政治势力之间，须随时窥测形势，以谋自存。

他们南来后对于东晋政权若即若离，在政治上保留有相当大的独立性。甚至于玩忽朝命，跋 扈专横。他们雄踞一方，各行其是，无王法亦无军纪，有的还要靠打家劫舍，拦截行旅以筹 给养，连祖逖所部也是这样。

一般来说，流民帅大多门户不高，并且不具备风流旨趣，无法与“挥麈谈玄”的东晋上层门阀士族建立良好关系，因此始终无法进入东晋的权力中心，注定不是一流人物。虽然极大多数流民帅都无法摆脱其身份地位，也不具备出将入相的能力，只能与晋廷保持尴尬关系条件，仅图自存。但其中不免有例外，这个例外，就是郗鉴。

2、 郗鉴

郗鉴，字道徽，东晋重臣、书法家。与其他流民帅不同，郗鉴门第条件尚可，且个人气质出众。他少时博览经籍，以清节儒雅而显名于外。晋惠帝时，郗鉴先后担任太子中舍人、中书侍郎。永昌初年，郗鉴入朝任领军将军、安西将军、尚书令等职。

太宁二年（324年），郗鉴在整合各路流民帅人马形成一支较为强大的军队，以便于对内平叛，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才是北府军的创建。

郗鉴一面对抗进攻建康的叛军大将钱凤等人，又派兵奇袭王含，成功讨平王敦之乱。咸和二年（327年），苏峻之乱爆发，郗鉴坚守广陵，之后回屯京口抵御叛军进攻，成功讨平苏峻之乱。 之后，郗鉴以大局为重，拒绝大将陶侃、外戚庾亮废王导的建议，阻止了朝中的士族斗争。

咸康五年（339年），郗鉴去世，年七十一，获赠太宰，谥号“文成”。 郗鉴一生多有建树。他协调了诸门阀士族之间的关系，为稳定东晋的统治做出了不小的贡献。但郗鉴对京口的经营并使其成为重镇，才是对整个东晋乃至南朝具有更大的意义，更大影响之事。

3、京口

京口是镇江古称，西周时属宜的封地，"宜"是吴和吴文化的发祥地之一，春秋时京口时属朱方邑，后朱方改谷阳。至秦始皇三十七年(公元前210年)，秦始皇东巡会稽，途经京岘山见有王者气，命三千赭衣徒凿断龙脉，以败王气，故改命丹徒县。

京岘山西北有雄伟的北固山，那个时代它的后峰伸入江中，北固山的后峰、中峰、前峰起伏连绵，前峰环抱着开阔高平地块，古人把前峰一带称之为京，取义为《尔雅》的"丘绝高曰京"，口指北固山下的江口。东汉末年，孙权称霸江东，于公元209年将苏州的根据地迁至京口，在北固山前峰筑铁瓮城，号称"京"通称京口。

京口地处长江下游﹐北临大江﹐南据峻岭﹐形势险要﹐为兵家所重。其地为江南运河的北口﹐过长江与江淮运河相联。三国时期，京口仍是贫瘠荒凉之处，发展水平低。但因有长江作为屏障，加之很多南渡流民抵达安全之地后，不愿再南行，因此京口成为流民大量的落脚点。

京口在郗鉴经营时期，已经发挥颇为显著的作用，概括言之，有控制三吴、抵御海盗、拱卫京师三个方面。

控制三吴 在琅邪王司马睿南渡江以迄东晋初年的大约二十年内，朝廷和执政并未认识到京口的重要性，没有人去特意经营。京口成为重镇，是从苏峻之乱时由于控制三吴地区的需要开始的。首倡“静镇京口”的郗鉴受命为都督八郡诸军事，并节度浙东的王舒之军和浙西的虞潭之军，显示出京口具有控制三吴的功能。这种功能一直维持下去，东晋末年，居京口的北府主将取得了更大的权势，京口对于三吴的控制也就更为明显。三吴大规模的农民起义，就是由来自京口的军队压平的。

抵御海寇 海寇骚扰，是晋成帝时的一个颇为严重的问题。海寇著者，一为刘徵，一为韩雍，都是由北方的青、徐泛海南扰的石勒部将。郗鉴城京口以御海寇，是那时加强防务所必需的军事措施，否则海寇溯江而上，陷京口，攻江乘，扰建康，对东晋的威胁就更大了。此后海寇很少，应当说京口防御加强是重要原因。

巩卫京师 京口重镇的地位自苏峻之乱后日益凸显，使京口成为建康“东门”。其时郗鉴自广陵过江，本在京口，可西向策应建康，也可南向策应三吴。

郗鉴以及其家族开始经营京口。郗鉴一面招流民，组成军队，另一面利用京口靠近盛产粮食的三吴之地的优势，用三吴粮谷来保障军队粮食供应。京口在郗鉴经营下，已经日渐强盛。王敦之乱时，郗鉴就以此地流民为军，成功平乱。此后，更使屯扎重兵的京口成为东晋朝廷的有力后盾，起到制约（长江）上游各门阀势力的作用。

郗鉴去世后，在京口势力已不存，但由郗鉴开始经营的京口重镇，在东晋的建康政局中继续起着关键作用。以后，谢玄在京口，组成了关系淝水之战胜败的北府兵；王恭据京口，与荆州殷仲堪等联兵反对执政；刘牢之据京口，镇压东方农民暴动；刘裕据京口，继续镇压农民暴动，又平定桓玄之乱，最后竟以京口方镇转移晋祚。

二、谢玄重建北府兵

1、政治博弈

谢安执政，最大的弱点是没有可靠军事力量的支持，而没有军事力量的支持，建康既不能与上游桓氏维持一种较稳定的平衡，更不能应付北方前秦的压力。支持和护卫建康，本来依靠北府。早年由郗鉴组成的强大的北府军事力量，由于桓温兼并郗愔而不复存在。

谢安利用前秦军压境，朝议求文武良将可以镇御北方者的机会，举兄谢奕之子谢玄为兖州刺史，重建北府军。有了这支北府兵，谢安在建康执政才有所凭借。

北府兵有郗鉴的先例，是重建而非创建。此时重建的北府兵，主要是南北矛盾加剧的产物，同时也是桓、谢矛盾的产物。从以后的事态发展看来，北府兵既用于淝水之战，又用于解决桓玄问题，这两方面，北府兵都是胜利者。

2、新北府兵来源

江淮之间，广陵左近，东晋时是北方南来流民集中之地。流民南来的浪潮，随北方形势和南北关系的变化而具有周期性。流民在地著之前往往是半武装性质，他们的首领即流民帅，多受东晋名号。流民帅曾助晋讨平王敦，也曾酿成苏峻之乱，是东晋政局中具有很大影响的一个因素。

东晋视需要而处置流民，徙淮北流民于淮南而用其人力。郗鉴为北府，曾移淮北流民；谢玄受兖州之命的前一年，即太元元年，东晋孝武帝亦有移淮北流民之诏。太元元年所徙淮北流民，当是谢玄补充北府将的主要兵源。

谢玄组织北府兵，不过是集合一部分以前本属北府，后来分散开来，处于独立、半独立状态的江淮宿将和流民武装（江淮宿将亦出于流民武装），征发一部分过淮流民予以充实而成。谢玄赖以指挥和联络的人，是谢氏豫州旧将刘建之子刘牢之。

北府兵各支既无特别训练，又无严密组织，但官长、士卒都有与北敌作战的经验。他们一旦纳入同一系统，有恰当的指挥，就成为拱卫建康、抵御北敌的重要武装，不但直接决定淮淝战争胜负，而且决定而后东晋朝廷的政局。

这样看来，北府兵重组后，实际上是集合一部分原属北府或独立活动的宿将，并征发一部分流民以补充兵员而形成。用这样的方式，一方面可以迅速组建军队，另一方面可以保障军队的战斗力。

顺便提及，我们常说到东晋北府兵训练精良一类的话，认为是淝水之战中东晋获胜的原因之一，但是史籍并不见谢玄训练北府兵的资料，其时北府兵散在江淮，也不具备加以精良训练的条件。北府兵善战，主要在于他们来自流民，习战有素。以为谢玄组织北府兵与历朝常见征、募、训练新军之事相类似，这可能是一种误解。

3、刘牢之

刘牢之是将门之后，其父刘建，是东晋征虏将军，他的顶头上司是豫州刺史谢万——谢万是谢安之弟，也是谢氏家族的重要人物之一。刘建既然为谢氏旧将，刘牢之就因为这层亲缘关系而为谢玄所用。

换句话说，刘牢之有双重身份——一是流民帅，一是谢氏家族旧将。因此，刘牢之作为谢玄的参军和前锋，也是北府兵的实际统帅，是枢纽。谢安，谢玄，刘牢之，北府兵这四者之间，是前一个控制下一个的关系。

三、北府兵战绩与衰亡

这支军队建立不久，抗御前秦屡立战功。

1、辉煌战绩

早在太元三年八月，秦将彭超进攻彭城(今江苏徐州)。次年二月，谢玄率高衡﹑何谦解彭城之围。后彭超复与俱难﹑毛当等率秦军6万南下，围晋幽州刺史田洛于三阿(今江苏高邮西)，朝廷大震。五月，谢玄复率何谦﹑刘牢之等解田洛之围。六月，又连续大败秦军，彭超﹑俱难仅以身免而北逃。

北府兵最大的战争是太元八年淝水之战。这年七月，苻坚大举入侵东晋，计步兵六十余万，骑兵二十七万，由苻融和慕容垂率步骑二十五万为前锋，是年十月占据寿阳。

东晋以谢石为征讨都督，以徐、兖二州刺史谢玄为前锋都督，与辅国将军谢琰(yǎn) 、西中郎将桓伊等率众八万迎战;另派龙骧将军胡彬率水军五千增援寿阳。

十一月，刘牢之率五千袭取洛涧，歼灭秦军一万五千，杀梁成。晋军乘胜至淝水右岸。谢玄为迅速与秦军决战，遣使苻融要求秦军略向后退，"使晋兵得度，以决胜负"。

由项城率轻骑八千赶来寿阳的苻坚与前锋主帅苻融同意秦军后移，企图半渡而击，"以铁骑蹙(cù)而杀之"。谁知一退而不可复止，俘将朱序在阵后大呼"秦兵败矣"，秦军顿乱，苻融驰骑掠阵，马倒后被晋兵所杀，苻坚也为流矢击中，秦军全线崩溃,"自相蹈藉投水死者不可胜计，淝水为之不流"。

淝水之战，根本原因是人心背向，但与北府兵英勇作战也是分不开的。东晋用于淝水之战的军队共计八万五千人，其中有胡彬水军、谢琰"台兵"、桓伊西府兵，还有桓温部将檀玄所部，实际参战北府兵只有五万左右(杨德炳《关于北府兵的兵数与兵将来源》(魏晋南北朝隋唐史资料第五期))。

此后，北府兵乘胜北伐，先后收复今河南﹑山东境内黄河以南大片土地。刘牢之率领的前锋，还一度打到黄河以北的北方重镇邺城。

2、北府兵的衰亡

太元十二年，朝廷征谢玄为会稽(今浙江绍兴)内史，以朱序为青﹑兖二州刺史，代玄镇广陵。谢玄从此失去对北府兵的领导权。此后，谯王司马怡，外戚王恭相继任青﹑兖二州刺史，统领北府兵。

安帝隆安元年(397)，王恭自京口起兵反晋，北府兵从此成为东晋统治集团内部火并的工具。次年，王恭二次举兵反晋，司马刘牢之投降朝廷，倒戈击败王恭。朝廷乃以刘牢之代恭都督兖﹑青﹑冀﹑幽﹑并﹑徐﹑扬州晋陵诸军事。

刘率北府兵镇京口，成为割据一方的军阀。 三年，三吴地区爆发了孙恩起义。朝廷遣卫将军﹑徐州刺史谢琰(谢安子)与刘牢之前往镇压。不久﹐谢琰兵败被杀，刘牢之率领的北府兵成为镇压这次起义的主要力量(见孙恩﹑卢循起义)。东晋政府成立北府兵，也是为了拱卫首都，充实长江下游军事力量，以改变荆﹑扬的形势。

元兴元年(402)正月，朝廷以宗室司马元显为骠骑大将军﹑征讨大都督，以刘牢之为前锋都督，率北府兵征讨荆州军阀桓玄。 三月，刘牢之投降桓玄，不久，被桓玄夺去兵权，被迫自杀。北府兵遂为桓玄并吞。三年二月，刘牢之原参军刘裕与刘毅﹑何无忌(牢之外甥)等联络一部分北府兵中下级将领分别在京口与广陵举兵击灭桓玄。刘裕等人都是北府兵将领出身，但此后他们的军队已不复是原来意义上的北府兵了。

夏朝的历史你了解多少？

夏朝，在中国的史籍中是存在的。

但是，在考古学上，却没有对应的发现。

这是为什么呢？

这是由于，前人隐瞒了历史。

按照史籍记载，夏朝，是从距今4100年开始。

然而，在距今4500年到距今4000年的这段时间，东北，原红山文化和小河沿文化遗址分布的地区，原本是一片空白，到了夏朝建立的100年之后，也就是距今4000年左右，这里，却兴起了夏家店下层文化。

而在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的前后，中原地区的龙山文化，相继消失。

在夏朝建立的同时，距今4100年，是石峁城被废弃。

到夏家店下层文化兴起的距今4000年，是陶寺城被废弃。

而伴随着陶寺遗址被废弃的，是整个黄河中下游地区的人类社会的聚落总数，从1669个，骤降至180个；聚落总面积，从218.33平方公里，锐减到47.05平方公里。

山东地区全境的聚落总数，从龙山时代的677处，骤减至二里头时期的44处。

以临汾盆地和运城盆地为主的晋南地区的人类社会的聚落总面积，从龙山中晚期近2000万平方米，骤降至二里头时代早期的不足300万平方米。

非但如此，龙山时代之后，黄河中下游各地区，普遍出现与之前迥然相异的新陶器传统，而并不存在传统的“过渡期”模式，来完成中间的传承和渐变。

嵩山南北地区，龙山时代晚期和二里头时代早期，虽然可见部分龙山陶器器类的传承，但整体而言，在陶质、陶色、器类组合等各个方面，前后两个阶段的陶器传统，差别巨大。

嵩山南北地区之外的黄河中下游地区，较之于嵩山南北地区呈现出的时代差异，更为显著。

关中东部以及陕西南部商洛地区，龙山时代的客省庄二期陶器传统，于二里头时代突变为老牛坡传统（或称东龙山传统）和以南沙村为代表的二里头传统。

山东地区，龙山时代以技术高超、造型优美、器类丰富的山东龙山陶器传统著称，其中不乏蛋壳黑陶这种工艺和审美登峰造极的陶器，但是，在龙山时代之后，突变为岳石陶器传统。

太行山两麓地区，在龙山时代之后，也可看到一致的陶器传统突变现象。

这场见证于考古学材料的，夏代前后期之际的社会大崩溃之背后的原因，是什么？

须知，这场社会大崩溃的时间，与史籍记载中的“太康失国”的时间，是相吻合的。

但是，史籍记载的“太康失国”，是太康“游猎不归”，而导致后羿篡权。

果然是这样吗？

“太康失国”，与夏家店下层文化的兴起，没有关系吗？

一场内部篡权，能够导致如此规模的社会大崩溃吗？

考古材料表明，在这次社会崩溃之后，中国历史，就进入到了二里头时代。

这个时代的政治结构、经济网络等诸多方面，就出现了彻底而深刻的社会重组。

其中，政治中心的地理位置转移，是这一系列变化的集中体现。

也就是以洛阳盆地为中心的嵩山南北地区，作为中国的政治中心而从此崛起。

而二里头的皇城化的布局，也一改龙山文化的自然散漫，成为最早的具有明确意识形态的皇城布局，显示出了一个最早的中国。

到最后会剩下哪几家车企呢？

这个问题在目前看来似乎已经有了一些眉目，现在中国车市已经出现了拐点，能活下来的车企无非会受到以下几个条件的影响：政策，市场，技术。

为什么说政策呢，因为我国大型车企大部分是国资或者有国家背景的企业，政策很容易指定国资车企合并或重组。此外，我国新能源车的销量更是受到政策比如补贴等影响，因此将政策放在第一位。

市场和技术不用多说，这不仅适用于车企，而且适用于所有有产品的企业。

综合以上三个因素，我认为未来我国车企会呈现三个梯队的局面。

第一梯队：吉利汽车，上汽集团

吉利集团

目前自主品牌中，吉利已经成为了完全的霸主，能和众多合资品牌一较高下，在销量上已经可以追赶南北大众以及通用的背影了。而所有的一切都是从吉利收购沃尔沃开始的，这让消费者认为吉利拥有了沃尔沃的技术背书。

而且吉利的产品矩阵极佳，旗下有吉利汽车，沃尔沃，领克，路特斯汽车，还收购了戴姆勒的股份，产品布局丰富全面，轿车，SUV，跑车一应俱全，价格分布也从低端到高端一样不少，可以说吉利汽车就是中国汽车的民族企业。

上汽集团

上汽集团在自主品牌方面布局很晚，导致至今销量远远不及吉利，但是从上面三个方面考虑，上汽几乎全面胜出。作为国企，政策方面的优势是私企无法比拟的，上汽对市场的把控也在大通，宝骏等自主品牌的销量上有所提现，而最近上汽荣威名爵的新车，比如RX5 PLUS，MG6，MG5等等可以看出研发实力的扎实，而且对市场的反应比较灵敏。

背靠大众，通用两头奶牛，上汽自主品牌的研发经费在短时间内能够得到优先保证，这是其他车企都无法比拟的优势。

第二梯度：一汽，东风，长安，长城

前三家的合并已经被叫了好久了，毕竟都是央企，中央也会视情况做好资产合理配置。其中长安在乘用车领域的优势明显，而东风和一汽的商用车放眼全球几乎都无出其右，这三家合并后理应诞生一家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大型车企。

长城汽车销量一直很好，但是产品种类太过单一，只有SUV，放在第二梯队也是因为这个原因。

第三梯队：广汽，奇瑞

这两家从技术和政策上讲都无可挑剔，广汽的生产技术源自于旗下的广丰，可是全球标杆工厂，奇瑞的内燃机技术在国内也是绝对领先，无奈两家销量一直平平。

雄礁防爆轮胎哪里生产的？

雄礁防爆胎是合肥生产的，生产企业是合肥万力轮胎有限公司。合肥万力是由广州工业投资控股集团有限公司旗下的万力轮胎股份有限公司与合肥江淮有限公司合资建立。广州工控由原广钢集团、万宝集团、万力集团三家联合重组而成，拥有万力轮胎、万宝、五羊等多个知名品牌，旗下企业两百余家；员工总数3万余人，在高端装备制造、材料制造、制冷家电、橡胶化工等多个领域具备良好的产业基础和技术积累。

杨广建东都洛阳有什么原因吗？

隋炀帝杨广兴建东都洛阳，表面上是为了解决关中粮食不足的问题，实际是为了摆脱关陇集团的政治控制。同时和开凿运河互为配套措施，目的都是为了隋朝稳固对全国的统治。

一、关陇集团对皇权的制衡和隋炀帝的迁都反制

关陇集团源于北魏六镇，脱胎于西魏八大柱国。这邦人都是军人出身，是由鲜卑贵族南下后和汉人军阀一道通婚、共坐形成的一个门阀集团。他们有自己派系的军队，有自己的地盘和势力范围，掌握着国家的政治、经济命脉。关陇集团的创始人宇文泰废西魏，建立了北周。宇文泰一手栽培的关陇集团重要人物杨忠，就是杨坚的父亲，没过多少年，杨坚替代了北周小皇帝，建立大隋。偏偏他就是北周小皇帝的外公。后来同为关陇集团的李渊建唐时，不也是抢了表弟杨广的皇位吗？那两百多年，这皇位就在这几家亲戚手里倒来倒去。

这关陇集团和一般的军阀还不一样，他们各自都有雄厚的实力，甚至有独立的经济来源。不管谁得了皇位，都不敢将整个关陇集团列为对立面，反过来关陇集团的其他人物会联合起来制衡皇权。其实更准确点说，关陇集团严重威胁了皇权。因为他们为了维护自身的利益，往往都会有一些独立的政治诉求，甚至会干预皇帝的人事安排。

隋炀帝时期任用了五个宰相，苏威、宇文述、裴矩、裴蕴、虞世南。前两个是关陇集团的人物，裴矩和培裴蕴是山东的代表人物，而虞世南则来自陈朝。由此来看，隋炀帝是想尽一切办法来逐步摆脱关陇集团的控制。隋文帝杨坚曾经兴建大兴城，对长安，周边的政治势力做了重新调整。但由于处于关陇集团控制的核心地带，收效并不大。可是上天给了隋炀帝借口。关中地区，虽然千里沃野，但交通并不便利。到了隋朝，关中地区人口巨增，驻军数量巨大，导致粮食短缺，特别遇到了灾年的时候，皇帝带的群臣还要去洛阳吃饭。于是，隋炀帝借此机会兴建东都，迁都洛阳。实际上真实目的是重组内阁，摆脱关陇集团。

二、天下之中的洛阳更有利于对天下的控制

洛阳位于天下之中，自古东出西进，南来北往必经之地。东出则拥东部千里大平原，西退可由函谷关、潼关防御至长安。以洛阳为都，对全国的辐射性更强，更有利于对天下的掌控。要知道，隋朝皇帝为首的关陇集团，属于土生土长的北周势力。后来，北周兼并了北齐之后，山东地区的政治势力开始走进大隋的政权。再后来，隋灭南陈，江南也融入隋朝大一统之中。但是这持续了400年的战乱纷争，经济、政治、文化之间人为的隔裂，让统一的隋朝管理起来也相当吃力。能真正的达到人口、政治、经济、文化融为一体也决不会那么容易。所以，隋炀帝决定以洛阳为中心开凿北至涿郡，南到钱塘贯通全国的大运河。这是一个劳民伤财的工程，但这隋炀帝杨广为了天下一统，干出了这累死自己，却功盖千秋的大工程。兴建东都之后，南北漕运水道疏通，江南鱼米之乡的物资可以源源不断地运往京城，京城亦可转运大量的物资至全国各地。显然，隋炀帝杨广的心里有一个大中国的梦想。

被后世称为一代暴君的隋炀帝杨广，以他独到的战略眼光，为后事留下了一笔无尽的财富。无论是东都洛阳，还是大运河，甚至三次远征高句丽，这些政治遗产都被后来的大唐帝国继承了。他最终没有能干的掉关陇集团，落得个身败名裂。